本文转载自 群岛丨Archipelago

如果说建筑学从起源便与身体紧密相连，那么现代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当时的医学热点——结核病——所塑造。现代建筑的广泛成功离不开与健康的紧密联系，其国际主义影响力也是抵御全球范围疾病传播的结果。

现代建筑的原则似乎直接摘抄自疾病研究的医学文献。在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于1882年发现结核杆菌的前一年（图一），医学书籍给出该病的病因包括：“不利的气候，久坐的室内生活，通风不良和光线不足”，而这种观点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推翻。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说：“人们认为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帮助、甚至治愈结核病人。有人认为结核病是一种来自潮湿城市的疾病，身体内部变得潮湿，亟待干燥。”十九世纪的建筑被妖魔化为不健康的，而现代建筑正是通过改变环境来确保健康，采光、通风、运动、屋顶平台和卫生等都被当做预防甚至治愈结核病的方式。现代建筑的宣传运动也围绕着公众对结核病的恐惧而展开。

（图一，德国微生物学家罗伯特·科赫与结核杆菌，1900）

在1935年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中，柯布西耶认为“自然地面（natural ground）”是“风湿病和结核病的传播者”，并宣称它是“人类的敌人”。他坚持通过底层架空分离建筑，使建筑远离“疾病滋生的潮湿的地面”，并将屋顶作为日光浴和运动的花园。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用从医学文本中拍摄的图片作为建筑插图，显示肺及其内部构造，同时给建筑插图配以医学标签，比如题为“过去的巴黎，肺结核的巴黎”的市区老照片。柯布西耶还在书中提出了“精确呼吸”（exact respiration）的概念，使室内空气不断循环和清洁，“无尘，无毒”，适合人体呼吸（图二）。传统的开窗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玻璃幕墙。事实证明，现代建筑的所有特征，如底层架空、屋顶花园、玻璃幕墙和通风等，都被当做是医疗设备。甚至连墙面都是白色的，以显示没有受到污染。

(图二，光辉城市中的插图，柯布西耶)

现代建筑师几乎是在提倡疗养院中的生活。例如，齐格弗里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解放的住宅》（Befreites Wohnen）一书中，其副标题“光线，空气，开敞”几乎像疗养院的口号（图三）。在一本关于现代住宅的书中，超过一半的插图都与医院和体育有关：理查德·波克（Richard Docker）在威布林根（Wablingen）的疗养院、 1907年建成的达沃斯疗养院（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的所在地）、体育馆、体操、日光浴、网球场等等。而到了住宅的部分，房子则看起来更像是疗养院：疗养者正在露台上的长椅子休息（如1928年在苏黎世的Max Haefeli房子的照片）；或是健身房，如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在卧室中设计的体操设备（图四）。当时另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书，理查德·波克（Richard Docker）1927年的《露台类型》（Terrassen Type），追溯了现代建筑中露台从疗养院到家庭的变迁：从威布林根的疗养院，到宗奈斯特拉（Zonnestraal）、达沃斯等地的滨海疗养院露台，一直到现代住宅中的阳台。

（图三，齐格弗里德·吉迪恩，解放的住宅：光线，空气，开敞，1929）

（图四，马塞尔·布劳耶，ErwinPiscator住宅卧室，1927）

现代建筑甚至开始越来越像医学图像。X射线技术对许多20世纪初的前卫建筑师颇有影响。密斯将其设计称为“皮包骨”，将玻璃摩天楼的结构称为“骨骼”，其表现图也像通过X射线机看到的一样（图五）。密斯并不是个例，任何建筑档案馆都有大量同时代的透明玻璃表皮建筑，展示着建筑内部的“骨骼”和“器官”。现代建筑作品集像是胸腔x光片的合集。这不仅是主流审美，这更是源自医学的设计理念的症结。

（图五，密斯，玻璃摩天楼，1922）

X射线技术和现代建筑大约同时诞生，并共同发展。如果说20世纪初期对玻璃的大量实验和应用只局限于前卫建筑师的小圈子中，那么到了20世纪中叶，通透的玻璃住宅已经广泛普及，正如为抗击结核病动员全民进行X射线拍摄的计划一样。移动X射线机出现在百货商店、工厂、学校和郊区街道等地方，并得到报纸文章、广播和电影的大力支持（图六）。与X射线一样，玻璃幕墙也控制的工具（Instruments of control）：X射线将人体内部暴露给公众，现代住宅也透过玻璃展示其内部的构造，以前不为人知的内容都可以被公众审阅。

(图六，美国移动X光机，1955)

在上世纪中叶的流行文化中，X射线和玻璃幕墙之间的联系已经十分常见。玻璃建筑的图像出现在结核病教育影片中，大众媒体对玻璃建筑的讨论中也时常引用X光片。例如，由摄影师兼放射技师的詹姆斯·西布利·沃森（James SibleyWatson，Jr）制作，柯达实验室出品的《高光与阴影》（Highlightsand Shadows）讲述了X射线在疾病预防中的优势。电影中，一名穿着泳衣的妇女被绑在实验室桌子上，并被X射线照射。当她的图像逐渐淡化变成X射线的图像时，旁白说道：“这位年轻的女士，从此以后将不再害怕玻璃住宅。检查了自己的放射照片之后，她就可以确信自己的身体的确健康。”（图七）玻璃建筑代表了新的健康观念和监视形式。

（图七，电影“高光与阴影”截图，1937）

在经典现代建筑中也可以看到完全相同的联系。芝加哥医生伊迪丝·范斯沃斯（Edith Farnsworth）在采访中将她由密斯设计的著名自宅与X光进行了类比，并说有人谣传那是一座结核病疗养院（图八）。X光美学与关于疾病的论述密不可分，现代建筑被呈现并被理解为一种医疗设备。

(图八，范斯沃斯住宅，密斯凡德罗，1951)

建筑学和医学一直紧密相连。就像医学院使用人体铸件一样，建筑学院也用历史建筑的碎片进行教学。同时，表现身体内部的惯例也被用来展示建筑的内部。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通过解剖来探索身体内部的秘密，而建筑师则试图通过剖面来了解建筑物的内部。在达芬奇的速写本中，解剖学图纸旁边出现了建筑内部的剖面图。他从建筑学的角度理解大脑和子宫的内部，因为只有将其切开才能洞察其中的秘密。建筑的参照不再是完整的人体，而是零散的、被剖切的、被研究的人体。维奥莱-勒-杜克（EugeneViollet-le Duc）用剖透视图描绘了他的《法国十一世纪至十八世纪建筑辞典》（Dictionnaireraisonne de francaise du XI au XVIe siecle）（图九）。在第一卷的序言中，他受到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的《勒贡·德·解剖学》（Legonsd'anatomie comparee，1800-1805）的影响，将中世纪建筑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并利用剖切（dissection）来对各个部位进行单独研究，创建了全新的表现方法来展示每个片段的功能。

（图九，勒·杜克，法国十一世纪至十八世纪建筑辞典，1854-1868）

与X射线一样，建筑师的反应一直十分迅速。如果说20世纪初和中叶的建筑出版物充斥着X射线，那么当代建筑出版物则充斥着CT扫描图像（计算机断层成像）。例如，在1992年其作品展览的目录中，何塞普·卢伊斯·马特奥（Josep LluisMateo）在封面上进行了CAT的大脑扫描，并坚持认为“建筑师必须像医生做手术一般无情，切割、分析、研究”。同时，UNStudio 的《Move》中也展示了建筑项目和大脑扫描（图十）。文艺复兴时期对大脑的痴迷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同时人们对胚胎的兴趣也不断增强，例如数字建筑师的“胚胎学”项目（图十一）。

（图十，UNStudio，MOVE Vol. 2，1999）

（图十一，格雷戈·林恩GregLynn，Embryological House: Size “A” Eggs，1999）

CT扫描的影响也体现在21世纪初的建筑表皮中。在OMA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竞标方案中，结构暴露于玻璃之后的方式被半透明的表皮包裹着“器官”的方式所取代（图十二）。FOA设计的横滨码头似乎也遵循了CT扫描的逻辑，由无数剖面来形成三维空间表面。该项目中，建筑没有简单的内外对立，而是成为一个结构和表面统一的连续折面，没有多余的骨骼或离散的器官（图十三）。

（图十一，法国国家图书馆竞标方案，OMA，1989）

（图十二，FOA，横滨码头剖面，2002）

如今，新的医学诊断工具和建筑表达形式已经出现，新的建筑和评论立场也呼之欲出。历史学家或评论家的工作是诊断性的。分析现代建筑与医学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是对现代建筑的全新解读，也开辟了诠释各种类型建筑的新方式和视角，这对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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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建筑》

Beatriz Colo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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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建筑与历史理论教授Beatriz Colomina一直在挑战着我们对现代建筑的传统印象和迷思。掩藏在现代建筑充满理性、秩序与英雄人物的主流叙事的背后，是关于疾病、流言、大众媒体、战争技术、宣传机器等等密不可说的故事。在她的新书《X光建筑》中，Colomina回顾了从维特鲁威时代开始建筑与身体的紧密关联，并重新挖掘了现代建筑的发展与当时对结核病的研究及其诊断工具X射线密不可分的联系。X射线技术、X光美学，以及对健康的追求和对传染病的恐惧共同构建了现代建筑的形成、表现以及叙事，并引发了私密与公共的巨大转变。正如桑塔格所说，疾病在现代建筑中也从直接的设计考量转变为一种隐喻，被想象为柯布西耶的健身房，弗雷迪克·凯斯勒（Fredrick Kiesler）的子宫，理查德 · 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的诊疗室，以及伊姆斯夫妇（Eameses）的“休克吸收器”。

《疾病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

“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匾乏的病—单薄的衣衫，消瘦的身体，冷腌溅的房间，恶劣的卫生条件，糟糕的食物。这种贫穷景象，可能并不像《波希米亚人》中咪咪的阁楼那样真实;《茶花女》中的结核病人玛格丽特·戈蒂埃生活在奢华中，但其内心却感到无家可归。

与此形成对照，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富裕国家的癌症患病举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发率似乎被部分归因为富含脂肪和蛋冶质的饮食，以及工业经济(它创造了富裕)所产生的有害气体。结核病的治疗要应对的是食欲增加，而癌症的治疗却要应对食欲不振和缺乏食欲。营养不良者大量进食—唉，却不见效果。而营养过剩者却不能进食。

这些幻象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结核病和癌症不只是被当作了通常具有(或曾经具有)致命性的疾病。它们被等同于死亡本身。在《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狄更斯把结核病称作“死亡与生命如此奇特地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获得了生命的光亮与色泽，而生命则染上了死亡的忧郁和恐怖;药石于它无能为力，财富也奈何不了它，而贫穷夸口说能幸免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