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前的北京最疯狂……

曾翰的这些照片，

色调冷淡，取景中正，

看不到任何情绪、情调，规避掉一切技巧，

就像给这些人造物拍证件照一样。

他将现实场景一个个复制、还原出来，

以一种机器冷静、“无情”的方式，给你震撼。

“因为现实已经够魔幻了，

三峡丰都鬼城有一个建了一半的烂尾楼，那个楼是一个玉皇大帝的脑袋。

广东南澳岛 鳄鱼屋 2015

广东南澳岛上，在路边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只超大体积的鳄鱼趴在一个楼顶上，垂下来的鳄鱼尾则是一个外挂楼梯。天蓝云白日光凶猛，让人一下子仿佛进入到一个超现实的白日梦境。

上海隆昌公寓是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公共租界巡捕房，后来慢慢变成了密集混居的宿舍楼，被称作现实版的“猪笼城寨”。

重庆郊区的洋人街主题公园，是魔幻中的魔幻。这是2007年国庆节它刚刚开放时，人山人海，山顶上点缀着几栋东倒西歪的怪房子，感觉就像那些将几缕长头发盖着前额的地中海男人的后脑勺。

奉节 树根与纪念碑 2007

三峡 巫山  水泥乒乓球台 2007

照片里的这一个个人造“奇观”，散落在中国的神州大地。这是曾翰用超过15年时间，拍摄完成的一个系列作品《超真实中国》。

这些照片乍看平淡无奇，广阔而细致的大场景，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庄严的美。再细看图像的内容，不禁百感交集。

曾翰的这些作品，曾在国内外众多重要展览、摄影节展出，从广州、上海，到美国、瑞士、德国……难得的是，他还是个策展人，曾策展2005年首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2017年广州影像三年展等。

从30岁开始，曾翰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路上。二手越野车，后备箱足够大，装得下他的大画幅相机，和大大小小的摄影器材。

好友形容他的摄影创作是“操作复杂，花费巨大，知音不多，走的是一条艰难的路。”

曾翰在广州工作室

《欢乐今宵》系列 2004

 近30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魔幻的时期 

2004年，当时我在《城市画报》工作。有一次，朋友在一个倒闭的夜总会卡拉OK的废墟里面拍时尚大片，我当时一看那个背景，太魔幻了。我觉得背景本身，比那个模特要好看得多。

于是，我就一个人跑去那个地方，广州的海珠广场市中心，二三十层楼的楼顶上。当时我临时买了台二手的4×5相机，找了个会用的朋友过来当场教我。因为用大画幅相机，会非常细致全面地拍摄下这样的场景。

一冲洗出来，包括它的细节、颜色，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非常真实，但是又非常超越真实。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用大画幅相机去拍摄人造景观。

后来我就觉得，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大、最荒诞的人造景观就是主题公园。我就到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去找这种“欢乐的废墟”。去上海、深圳、广州，甚至在广西的北海，整个人就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一样。

郑重其事像给一个人拍身份证照一样把它拍下来。

最后把它们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真的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就是超越真实世界的一个真实。

90年代之后的中国，这种地貌的变化，可能是几千年来最剧烈的。不像古代或近代，不管是战争、社会的经济发展，它都是渐进式。但近30年的中国，它是一种核聚变式的“聚”变，颠覆式的变化。

能生活的这个年代，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其实对摄影师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事。我认为这十几二十年是中国摄影师最黄金的年代。

在不停地观察，去拍摄的过程中，我就深深地体会到这样一句话：荒谬本身也是现实。

 拍摄一个“超真实中国” 

《超真实中国》是在我在拍摄《世界·遗迹》之后，又开始有意识地去用大画幅相机，拍摄中国各地的景观，当代的风景。

所谓的“超真实”是hyperreality，超越了真实。是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70年代提出这个概念，那时候在处于全球化和消费主义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概念到了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现实。

我几乎是把中国所有的省份都走遍了，城市之外，也有很多的荒野、乡村。

重点的一些城市，比如我生活的广州，奥运前的北京，世博会之前的上海，三峡截流之后刚刚成立直辖市的重庆……

2004年初，当时的广州CBD珠江新城还是一片工地，下暴雨，过街隧道就变成一大片水塘，民工们就会跑到那里去游泳去洗澡。突然在广州市中心，有几个人脱光了在那洗澡这种情景，跟后面慢慢在兴起的CBD高楼，真的是会给人一种魔幻现实的感觉。

2006年冬天，我走到那河边，看到这么一个高架桥树立在那，它的形态是往前冲，但是突然间戛然而止。有朋友说看完这个照片的时候，他突然间眼泪哗哗流下来，就百感交集，对自身的命运和对整个国家命运的一种感受。

在看似很乡村的环境里面，在绿色的水塘、水沟包围之中，突然有一大片特别干净的水泥地，有一辆车在中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汽车时代即将到来，有多少人在中国各种各样的地方学车，多少练车场被建出来，就在城乡结合部。

2006年，上海外滩的一栋老楼天台，一角有一座简陋的鸽子屋，一个中年男子穿着拖鞋和睡裤，坐在屋檐下悠闲地抽着烟。在高耸的外滩中心大楼映照下，鸽子屋白色的屋顶闪闪发光，就像悬崖峭壁下的神殿。和那一格格像笼子一样的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们相比，这个气定神闲的中年男人该是多么富有而高贵啊！

2008年南方雪灾，有十几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那个太壮观了。我就拿了我的大画幅相机去拍，操作复杂缓慢，在取景器里我看到密密麻麻的人，人已经变成一种风景。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没多久，中国就进入的高铁时代。

还有一张，拍的重庆汽车站跟黄桷坪的立交桥。重庆是个雾都，背后长江大桥、立交桥、那些楼，整个就蒙上了一层特别迷幻的色彩。但其中有一个楼的巨大红色标语：让重庆沸腾起来。很浪漫化、诗意化的这种风景，啪的一下就被一拳打碎了，让你回到火热的现实。

2009年的重庆，一到晚上到处都是人头汹涌的广场舞，重庆人管这叫“坝坝舞”。这张照片里的坝坝舞据说是规模最大的，每晚有上千人来跳舞。我找了一个高楼俯拍，长时间曝光，虚幻的人影和通亮的大厦，就像灯笼照射着蚁群，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又隐藏着多少暗流涌动。

这两年我就比较少去重庆，它已经不像2008年之前特别野生状态，现在更加找不着北，它已经迷幻过头。

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我沿着铁路行走拍摄了近一个月。这里是青藏线的起点，我站在铁轨上架起相机，发现正在拆的一座老加油站的残墙，竟然和背后昆仑山山脊的曲线非常相像，就像两条平行的心电图。

2009年夏天，我时隔一年后重返四川地震灾区拍摄。在去彭州白鹿镇的路上，我看到了这片破落的古镇，支起相机准备拍摄，一位背着竹篓的大姐走入画面，站着发呆。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照片之一，被地震震坏的木屋，延伸向远山的泥泞小路，云雾缭绕的山形，处处都是古典山水画里的样子，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最中国的风景。

 近四五年，逐渐放缓后出现的新景象 

15年，为什么会花这么长时间去拍摄一个项目？

中国的样貌，每个时期它肯定会有不一样。比如最疯狂的就是2008年前后，尤其是奥运会前，许多奇观被制造出来。

后来甚至有时候，朋友就会打电话给我说：“曾翰，我今天看到一个东西，那个就是你的照片，你赶快去拍去吧。”

我觉得奇观的东西太过于强调荒谬性，不是所有中国的现实都是那个样子。尤其到了最近这几年，状态慢慢放缓，又呈现出另外一些景观。

近几年我对奇观的关注已经越来越减弱。我更加理性冷静下来，去关注一些更加日常，我觉得更现实的现实。

去得比较多的是河南、安徽、山西，中原地区，真正中国最核心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的小镇乡村，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中国。

山西 河津 黄河滩 2018

去年初春，去到了山西黄河边的河津。大片的河滩长着黄色的枯草，特别美，金黄色的草原一样。但是河滩对岸，一望无际的大工厂，浓烟滚滚。突然有一个人走到我的镜头画面里，弯着腰割草，我脑子里一下闪出了米勒的《拾穗者》。

这可能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种最矛盾最心理：我们总是向往着田园牧歌，却离不开这种工业化、现代化的消费生活。

我还观察到很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历史在做一种循环。这两年我看到到处都在兴建寺庙，巨型得超乎你想象。

在黄土高原的省道上开车，远远就望见一座侧倾的古塔孤兀的耸立在平坦的黄土塬上，这座始建于宋代的砖塔叫万凤塔，周围这片地是兴国寺遗址，新建的几座寺庙似乎停工烂尾很久了。

不可否认的一点，现在我们内地的乡村小镇的建设其实进步非常大，超出我的预想。

比如在太行山群山环绕的小县城里面，竟然会有一个下沉式巨大的商场，这可能是互联网、电商开始普及之后，整个中国的一个变化。

我到秦岭山里面的一个小山村，就算只有两户人家在那里，照样通一条水泥路进去，通电过去，通水过去，甚至通网络过去。

所有的这些都是用4×5的大画幅相机拍摄的，拍了有接近上千张了。明年或者后年，我觉得是这个项目可以结束的时候。

广州这个湿热的南方城市，对中国摄影来说很特殊。

在纸媒的黄金时代，这里有着中国最好的媒体——南方日报集团、羊城晚报集团，里面藏龙卧虎，包括一群摄影记者。后来一批重要的中国当代摄影家，王宁德、黎朗、颜长江、严明、王轶庶等，当然包括曾翰，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从摄影记者到独立创作 

曾翰出生在广东的小县城海丰，小时候家人工作变动，他跟着去北京上学。他初中一个最好哥们的爸爸是《人民日报》摄影部的摄影记者，在他们家看到一本书：荷赛获奖作品精华集。懵懂中被启蒙。

曾翰还记得，初三时，每天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拿一部老红梅相机，偷一些黑白卷，跑广场上去拍照。

不过真正迷上摄影，是在上大学之后。

1993年，曾翰进入全国最好的新闻专业之一——暨南大学新闻系。大一刚入学就开始拍照。那时的暨大，整个新闻系玩摄影的氛围很浓，“我把摄影课都拿来学暗房，因为可以免费用相纸和药水。”

对摄影的痴迷程度，举个例子来说：曾翰以前是个文学青年，有了相机之后，都不写诗了。

他说那时新闻系的学生，都有个做战地记者的理想，“新闻摄影、纪实摄影，是个特别专业的事，大家会非常仰慕去做。”1997年毕业后，当时《新快报》刚创办，曾翰得到机会进去做摄影记者。之后的十年，曾翰一直在媒体工作。

一方面，他接受正统的新闻教育，成为一名职业摄影记者；另一方面，他认为自己的启蒙老师是李媚和阮义忠。

对他刺激最大的是阮义忠编写的《当代摄影新锐》，当他看到贝尔纳·弗孔和黛安·阿勃丝的照片，完全超乎了他的认知；以及李媚编的《现代摄影》杂志，让他看到了陆元敏、顾铮、张海儿、凌飞等中国摄影人的创作。

曾翰2008年美国66号公路拍摄汽车坟场

做媒体的好处是，可以全国到处去看，接触着中国最广泛的现实。于是，他一边职业地完成工作拍摄，一边寻找各种各样摄影创作的实验，这样持续了四五年。

2008年，在《城市画报》做了3年图片总监后，彻底辞了职，去美国留学，并开始作为一名独立摄影师创作。

曾翰选择用极其冷静的方式，去拍摄魔幻的现实：支好三脚架、水平垂直、最稳最平实的角度，景深尽量大——就像给这些景观拍证件照一样。

决定用这种方法，是在2004年拍《欢乐今宵》的时候。

当时，曾翰蒙在大画幅相机的黑布里，透过取景器一点点看，“倒闭的卡拉OK空间很暗，里面装饰的各种妖魔鬼怪形象，仿佛地狱魔窟般。”曝光半小时，他盯着这景象看了半小时。他兴奋地发现，这就是自己一直以来在摄影上想找的方向。

“最魔幻的东西就在现实里啊，拍摄对象本身已经足够戏剧性，你再去拍时，不需要任何的花样。”只需要把现实细致全面地复制出来。

这种拍证件照式的拍摄方法，刚开始借鉴了西方摄影史上著名的“杜塞尔多夫学派”，类型学摄影，客观、冷静。

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其摄影作品《莱茵河II》，曾在2011年拍卖出天价430万美元，成当时最贵照片

人们一说到纪实摄影，就是人文关怀，特别有情感冲击力地去拍；在曾翰看来，包括很多外国摄影师拍中国，是带着一种“上帝视角”去看的，但他没办法这样。“我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我能感受到那种所谓真正的刺痛是什么，里面很复杂的情感。”

风光摄影追求的漂亮颜色、光线，他统统不要，而是特意“祛魅化”，放弃一切情调、情绪，消除技巧，只客观冷静地还原现实，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去拍。他认为太煽情的话，容易变成滥情，人就不会去重视问题的本身。

“这种特别冷酷的调性的压抑下，其实我对这片土地是非常非常深情。”

不过拍着拍着，曾翰越来越发现，没办法像西方类型学摄影那样，按着清晰的逻辑分类，特别严谨地去拍摄中国景观。因为中国的人造景观，“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新的，它是混乱的。”

困境之下，他追根溯源，想到了中国古人，“我们中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世界？怎么样理解和表达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决定从山水画里去找答案。

“酷山水”系列之三峡止水图

他查资料，去博物馆看原作，“试着用古人在山水画里的观察方式，去拍我们当代的山水。”

他用长卷的方式去拍三峡，从三峡大坝一直拍到重庆朝天门。

2014年开始，随着拍摄的深入，曾翰干脆按着古代经典山水画作品，一个个考据，找到画中山水的原型，然后真正去到那个地方，拍它。

为了拍《宋徽宗的松树》，他甚至到浙江绍兴宋六陵附近的山里住了一年。

2016年初，曾翰在济南华山脚下，一大片拆迁工地上，找到了与赵孟頫《鹊华秋色图》中一模一样的角度。

他在废墟上架起相机，拍下这幅现代化的《鹊华秋色图》。“我只能拍华山，而原画左侧鹊山的位置，正好是一片高楼，形成山一样的形状。”

拍当代山水，继续着他对中国景观的观察和思考。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翰看了一本书，影响了他整个的价值观——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现在，45岁的曾翰，依然有一半时间在路上，基本的状态就是开着车带着相机四处游荡。

“摄影刚好是特别有意思的工具，促使你去提问去思考，也回过头去观照自己在这个时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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