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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罗皮乌斯与纳粹不得不说的故事

书接前文，1933年底，格罗皮乌斯正式成为了第三帝国视觉艺术部的一名建筑师，编号706。

格罗皮乌斯在视觉艺术部的工作证

之后，格罗皮乌斯和视觉艺术部的首任部长欧根·胡宁（Eugen Hönig, 1873-1945）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就诸多问题达成一致看法。

比如，格罗皮乌斯为现代主义在德国的遭遇愤愤不平，抱怨其遭受了太多来自纳粹的诽谤。再比如，他们后来共同促成了意大利未来主义（Futurism）1934年在柏林的展览，以及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在开幕式上的演讲。

欧根·胡宁和马里内蒂

然而，也就是在两年前，同为建筑师的胡宁还和好基友Alexander von Senger, Konrad Nonn, German Bestelmeyer，特别是舒尔茨·农伯格（Paul Schultze-Naumburg, 1869-1949）组团代表纳粹猛烈地攻击了以“环社（the Ring）”、格罗皮乌斯为代表的现代建筑。他们热血的宣传小队——德意志建筑工程战斗联盟（KDAI , Kampfbund deutscher Architekten und Ingenieure）——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者》中，将格罗皮乌斯称为“优雅的沙龙布尔什维克（elegant salon-bolshevist）”，将包豪斯称为“马克思主义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Marxism）”。

希特勒亲切接见德意志建筑工程战斗联盟的同志们，1933年

尽管如此，胡宁作为慕尼黑大学的建筑系教授，专注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承包了大量慕尼黑市中心的建筑项目。胡宁并未受惠于他的领导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 1893-1946），因而，他在某些方面还是比较温和的。

罗森伯格（左）和希特勒视察工作

胡宁不但在纳粹早期允许犹太人加入文化部，甚至还支持右派现代主义者。例如，为表现主义画家马克斯·佩克斯坦（Max Pechstein, 1881-1955）举办展览，这使文化部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胡宁也一度成为纳粹早年间现代艺术家们抱有希望的关键因素。因此，当他在1936年末离开时，也成为纳粹全面反现代主义政策的信号。
格罗皮乌斯的政治倾向尤其有意思。最初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曾是十一月小组（November-Group）成员，并保有左翼观点。而且在1922年为卡普政变（Kapp Putsch in Weimar）的牺牲者设计了一座纪念碑。

格罗皮乌斯为卡普政变牺牲者设计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March Dead , 1922）

他成为包豪斯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佣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前来任教，而康定斯基曾帮助列宁建立了莫斯科文化艺术院。1923年，格罗皮乌斯还聘用了支持库恩·贝拉（Béla Kun, 1886-1939）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莫霍伊-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 1895-1946）。

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小伙伴们。从左至右分别是：Josef Albers, Hinnerk Scheper, Georg Muche, László Moholy-Nagy, Herbert Bayer, Joost Schmidt, Walter Gropius, Marcel Breuer, Vassily Kandinsky, Paul Klee, Lyonel Feininger, Gunta Stölzl, Oskar Schlemmer。

然而，格罗皮乌斯内心又藏着许多大秘密。他非常清楚需要保持政治中立，不想把包豪斯搞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大教堂”；他（后来密斯也是如此）告诫学生不要参加特定的群体性事件，比如，1920年被政府杀害的罢工工人的葬礼；他不断显示出避免对抗的倾向。
对于那些包豪斯左翼小伙伴经常乱喷而躺枪，格罗皮乌斯只能实力甩锅。他不断强调自己是非政治的艺术家。例如，他在写给德绍市长的信中就声称， 1923年施莱默（Oskar Schlemmer, 1888-1943）在包豪斯展上发表的引起对“社会主义大教堂（Cathedral of Socialism）”误读的文章，是在他休假时公布的，之后他就下令销毁了这些文字。

格罗皮乌斯发表的《包豪斯宣言》（The Bauhaus Manifesto, 1919）以及费宁格创作的“社会主义大教堂”的版画

格罗皮乌斯不断与他的继任者，即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1889-1954）划清界限。这位“鲜为人知的包豪斯校长”是个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简直可以看做是建筑界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他将有限的生命都投入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在遭到格罗皮乌斯和康定斯基等包豪斯小伙伴，以及德绍市长的强烈反对，而在1930年8月1日以“共产主义阴谋”为由被驱逐出德国后，这位瑞士建筑师携众徒弟来到苏联，任教于莫建工，并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又被迫在1939年辗转来到墨西哥继续“革命”。有关汉纳斯·迈耶的神奇故事有机会日后再表。

刚到苏联时的汉纳斯•迈耶，以及和家人的合照（摄于1930年）

总之，格罗皮乌斯极力反对包豪斯的政治化。可还是很难消解汉纳斯·迈耶对包豪斯内部思想和外部形象的巨大影响，即使和格罗皮乌斯穿一条裤子的第三任校长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1969）也未能力挽狂澜，避免包豪斯最终在1933年关门的命运。

包豪斯的日本学生山脇巌（Iwao Yamawaki, 1898-1987）创作的《包豪斯结局》的拼贴画（The attack on the Bauhaus, 1932）

实际上，格罗皮乌斯还是一个德国国家主义者。了解其家庭出身，以及在一战中担任骑兵团官员之后，也许不难理解这点。甚至在离开德国之后的几年，他在重要的信件中仍然以德语问候；无论生活在英国，还是美国，他都不时强调自己是德国人。1938年，格罗皮乌斯成为GSD建筑系主任后，德国政府要求他缴纳帝国飞行税（the Reich Flight Tax），这项税收是纳粹为限制海外移民、遏制资本外逃所设置的。但格罗皮乌斯愤怒地回信，强调自己是荣耀的德国人，凭空被视为外逃的人而感到耻辱。
这种国家主义使他努力寻找一种与纳粹一致的意识形态。他认为，产生于德国的新建筑是源自两个伟大精神遗产的结合，即古典主义和哥特传统。虽然辛克尔的尝试失败了，但德国真的要否认这次机会吗？格罗皮乌斯多次表示，我想要的并不多，只是想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给我机会，现代建筑一定是爆款。
德意志制造联盟（Deutscher Werkbund, 1907-1938）其实就可以看作是现代主义和国家主义综合的早期实验。格罗皮乌斯与其他建筑师一样，都认为制造联盟能够为新的帝国服务，使德国的工业更具竞争力，因为制造联盟的使命就是将艺术与手工业融入现代机械化大批量生产的系统中。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也相信制造联盟的潜力，因为现代建筑的哲学就是建筑与机器融合而成的机器美学。

施佩尔为希特勒展示建筑方案

当施佩尔在1934年接管了制造联盟的工作而开始纳粹化后，格罗皮乌斯果断地选择了退出。眼看现代主义与纳粹的协作无望，于是他便寄希望于对现代主义相对宽容的意大利法西斯。
而他的意大利之路又会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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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格罗皮乌斯与纳粹不得不说的故事

扩展阅读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ists Under Hitler: Collaboration and Survival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Michael Hays, Modernism and the Posthumanist Subject: The Architecture of Hannes Meyer and Ludwig Hilberseimer. The MIT Press, 1995
Claude Schnaidt. Hannes Meyer: Bauten, Projekte und Schriften. London: Teufen, 1965

迪耶·萨迪奇. 权力与建筑. 重庆出版社. 2007.
汤姆·沃尔夫. 从包豪斯到现在.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
https://www.bauhaus100.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