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吴良镛

１９４５年初春，我从云南滇湎边境回到重庆，当时主持“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的梁思成先生正在重庆，他托人带信给我去帮他画图。直到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机构撤了，工作结束，我才离开。又过了两个月，接到梁的信，告诉我清华要办建筑系，让我去看他。他家刚从李庄搬到重庆，我见到林徽因先生躺在床上，很清瘦，面色苍白疲倦。当时，房间里还有一位客人，他们正谈着，梁先生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傅孟真（傅斯年）先生”。看到我有些怯生，林先生说，你们何不得到隔壁房间去谈？于是我和梁先生便顺着走到一个四壁空空，连坐凳也没有的空房间，梁先生站着告诉我，为了战后的复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当前，建筑教育太保守，他将去欧美考察，希望我能在新办的系里任助教，共同创业，等等。由于此前与梁有过一段愉快的共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退出，以免打扰他们和客人的谈话。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我做出一个抉择，从此定下了我一生的道路。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虽然我在１９４０年甫入大学时，就从《新月诗选》中知道她的名字了。此后，直到１９５５年初她逝世，我在她身边工作了十年。这十年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也是颇为辉煌的十年。严格地说，这十年，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以充满热情和抖擞的精神，参加新中国的一些重要工作；为她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奋力工作，直到最后离去。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 

一、支撑起建筑系的筹建工作 

这里主要谈林先生在建筑系的贡献。 

以后的许多事都说明，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见我那是一次不多的例外），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例如，学校最初分配我在工字厅，与一位外文系的讲师合住，别人感到不方便，林先生知道了，说那好办，金岳霖先生在工字厅海棠西院有一间朝南房，有配套的家具，房子正空着，你去住好了。这样，我进清华，住房竟是教授待遇。学生上素描课，要有石膏，林先生让我找美院李宗津先生；请一位讲师给翻制制图；到东单口永兴洋纸行去采购绘画用品；需要教学辅助人员，介绍我去颐和园找当时在那里监工的原营造学社纪玉堂先生来系工作。你如果进城回不来，可以住在中山公园，去找老师（一位７０多岁的营造学社留守人），在那里过夜……有些事是她卧床上想到的，有些是我把事情进展告诉她，经磋磨后，建议我怎么做的。 

一年级的第一个设计是公园大门，我作为大学毕业的助教来教《初步设计》，有些心虚不安。我学着在中大时启蒙老师谭垣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１２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第一次设计在师生昼夜奋战中结束，大家都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欣赏自己和别人的作品，作业送给林先生去看。看到新学期第一批作业的成果出来，林先生自然特别高兴，她与金岳霖先生共同以极大的兴趣，看着图板，说这张比例处理得很好，那个不太像公园门，这个更具有欢迎人的气氛，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金先生抽着烟斗，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把这些门排在一起，我更愿意从这个门进公园……” 

一学期过去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先生终于克服交通的阻挠，陆续到校，系里更加热闹了。林先生利用营造学社有限的剩余“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对刘、莫来说，测绘自然是轻车熟路，而我则是第一次接受科班训练，林先生向我们作了一次“开题报告”，从和坤的为人、与乾隆的关系，到恭王府的奢华、这一组建筑的价值等。经过近一周的调查，我的收获自然很大，回校根据调研所得，并参考从林先生处借来的一本研究恭王府的英文书，写成《恭王府后苑的园林艺术》，她很高兴，认为写得很好，“留下来我给你改”，可惜后来她病情加重，未能如愿，文章后来亦散失了。 

１９４７年５月，清华校庆，这是复员后第一次校庆，自然热闹非凡。新成立不到七八个月的清华建筑系也作了一番张罗，共辟了两个展室，展出过去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设计作业及水彩画等，引起学校很大的关注。以林先生的性格，这样的活动她是不会不参加的，那天她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系馆，梁先生朋友楼光来之子楼格（当时在清华读书）把她抱上二楼的建筑系馆，我看林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的兴奋，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兴趣浏览一切，预支着她的精力，可以想像回家以后，她又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１９４７年夏，梁思成先生自美国载誉归来，看到建筑系从空空的两间房子到现在这个样子，十分高兴。但是，他急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请大夫为林先生治病。林先生的低烧不退，发病越来越频繁。经大夫诊断，有一个肾病情特别严重，必须尽快摘除。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手术在今白塔寺人民医院进行，手术后据梁先生告诉我，切下来的肾放在盘中，大夫用手术刀把它拉开，里面全是脓，大夫对梁说：“里面尽是这东西，人怎能好受呢？”摘除一个重大的病灶后，林先生的身体逐渐好多了，参加活动多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梁家的“午后茶聚”（afternoon tea）。每天中午以后，大概３—４点钟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金岳霖、张若奚、陈岱孙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从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上这是无组织的俱乐部，无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即使批评一件事物，似乎多带有学术性，谈吐也有个人风格，如金岳霖先生有哲学意味的归纳，张若奚的政治议论。他们都爱绘画，邓以蜇教授（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之孙，美学家）有时拿来几幅画，供大家欣赏，记得有一次拿来的是倪瓒的树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谈一些政治，总的说来很超然，有魏晋清流的味道。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有时谈到一个人，如传闻胡适睡在床上，被头顶上的天花粉刷泥块掉下来，打破了额，于是谈到建筑装修，又谈到胡适近来说什么，又不免议论一番。那时我很年轻，和这些名教授当然还隔了一层，撞上了就坐下来，总是有些收获。“午后茶聚”是当时教授们共同的需要，对林先生更是绝对重要的，她爱发表己见，躺在病榻上的她可以从这个茶聚中得知“窗子以外”的社会、文化、政治，找到她感兴趣的命题，当然包括与她生命相连的建筑与文化艺术。总之，她从来未停止学术的思维。 

自从１９４５年晚春在重庆聚兴村中央研究院认识梁思成先生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在新林院与林先生长谈，以及这种“午后茶聚”和许多工作的接触等，我仿佛被引进到学术殿堂的门厅中来。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又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此时，尽管生活艰苦（一月薪金合多少袋麦粉），我却有一种幸福感，我优游、陶醉于学术殿堂中，我手头的工作、系务、教学等事情越来越多，工学院代理院长陶葆楷先生知道我当时在研究城市规划，就要我为土木系毕业班合开讲座……

但所有这些，一点也不觉得累，而领我进学术殿堂的人就是我的恩师梁、林先生。

如今，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一生能遇到好些老师，特别是我工作后能追随梁林两师，使我学有所长，非常幸运。 

也就在这时期，出现对我来说不敢奢望的事。

某次系务会议之后，梁先生告诉我，他离美前看望了沙里宁所主持的匡溪艺院，那里“艺术环境很好，可同时学习建筑与规划，很适合你，并且沙里宁已七八十岁了，跟他学要赶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后来梁先生为我写好了给沙翁的推荐信，林先生一看，说：“对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于是动手给改。一封推荐信竟然两位大师拟稿，我理解他们对我寄望之殷，送我出国之情之深。恨当时慌慌张张，竟没有把它抄下来，事后想起来成为莫大的遗憾。 

当我离开这朝夕相处的建筑系时，已有近３０位学生，十几位教师，成为清华无论学术文化还是政治活动方面都非常活跃的一个系。

两年来，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但教师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

二、解放后的林徽因

林先生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手术后身体情况也有些好转，已从“死是安慰，因为死尽处不再辛苦”（当时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诗句），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中走出来。更重要的是，她和所有正直的，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一旦看到了未来，便以无比的活力迎接未来。

来清华以前，我在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等待清华从昆明迁平。１９４６年夏，梁思成突然来找我，留了个条，要我去上海渔光村陈植家见他。我当即赶去，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与上海花旗银行楼上的清华同学会联系、我的行程等，他还从笔记本撕下一页纸，交待我《建筑初步》课程的十个作业题等。他匆匆地远走美国，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了，这时我由于工程未完，尚留在南京。八九月份，清华大学王明之教授受林徽因先生之托，给我来信，说开学在即，希望我尽快到校。铁路因战事中断，学校上海办事处委任我领复员学生一道搭自上海至秦皇岛的运煤船，赶到北京，时天气已有寒意。 

建筑系代主任吴柳生教授一见到我，要我去看住在新林院８号的林徽因先生。那天阳光很好，她也好像已从漫长的里程中休息过来，容光焕发，“欢迎你来”，接着就问我的学习、兴趣，说你是书香门第，你的“解阙”我看了，写得很好（她看到我们班在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编印的油印本《建筑》）；然后谈到中国建筑研究，当时怎样从头做起，怎样陆续有所发现；谈到屋内的摆设，说他们做古建筑研究遵循一条不成文的准则，即不玩古董，否则文物到处可见，自己又懂，抄一二件，谁说得清呀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Microsoft YaHei",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7px; letter-spacing: 0.544px; text-align: justify; white-space: normal;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overflow-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由于解放初我不在国内，未曾参与清华设计国徽的奋战（动人的情景回来听说了），这里只谈我亲身体验几件事。

１９５０年，我在美国匡溪时，连续接到国内的几封信，都催我赶紧回来，其中有一封就是林先生口授罗哲文先生代笔的，空白处有好多行斜斜的字，一看便知是林先生卧床亲笔写的。大意是国内形势很好，赶紧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工作，并嘱我去波士顿大学费慰梅处，将梁先生“图像建筑史稿”带回来等。林先生这封信很重要，加紧了我回国的步伐，并匆促去了哈佛费慰梅处。虽然１９４６年夏在重庆时梁就介绍与费慰梅认识，并见到过这份稿子，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林先生交给我这任务，这件事在梁身后更无人知晓，后来的曲折就难说了，原稿传奇般地经过了失而复得的一个过程。在林身后近３０年，在多方努力下，总算完成了林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亦慰死者于九泉之下。后来ＭＩＴ出版社亦认识到了，请我写序，我认为我责无旁贷应把未经歪曲解放后的梁思成向西方介绍。

可惜这仅是会议的摘要，如能全文整理出来，当是很好的文献。当时林先生和梁先生在一道致力于北京城墙的保护，据我所知她曾就此事与北京市某领导争论道：

“你们把真古董拆了，将来要懊悔的，即使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回顾林先生的话真是不幸而言中。除了参与一般工作会议外，林先生还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装饰纹样设计和临时送来的设计（如任弼时墓设计）任务等。

林先生还为学生开设《近代住宅》课程。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以来，林就关心住宅问题。已故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近代住宅专家凯萨林·保尔（Cartherin Bauar）（她写的《近代住宅》一书，到现在也是近百多年来西方住宅发展史的权威总结）是梁林的好友，他们一直保持学术联系，正因此林才能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营造学刊》最后两期上，还发表了近代住宅的论文。林先生指导学生作《清代蓝旗营的调查》的论文等（如今仍然存在系资料室中，并有梁先生的评语，今天应该看作是一份珍贵的文献）；也曾建议我去崇文门外花市胡同住宅进行调查，并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上作了报告。解放初，她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北京的住宅建设，记得梁林在随薛子正秘书长（后为北京副市长，当时具体负责北京城市建设等）带领下参观了建国后为改善北京劳动人民住宅条件而建设的第一批平房住宅，参观很认真，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来，从未看见林先生走这么远的路。正是在林先生的倡导和影响下，清华建筑系保留了一些重视住宅建设的传统。

当时，林先生还关心一件事，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装饰纹样设计与提倡工艺美术。她对中国装饰花纹有独到的研究，这可能与她的西方建筑与舞台美术的教育、阅历，及以后中国营造学社的调查、对中国古代工艺品独到的欣赏有关。或许，作为女建筑师，她对造型的丰富、饱满、细致还有一种特有本能。例如，她有一次拿出一些中国的古代图样以及她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花纹的设计，对我讲怎样就丰满、有深度，怎样就单薄、贫乏。她把植物花纹，图案忍冬藤之类当做是有生命的东西，眼中看到它的天地。她对纹样的独钟和欣赏，每使我想起沈从文来，他是在文学上搁笔而专注于工艺美术的。沈从文向我介绍故宫是工艺美术的造型时，陶醉其中，用带有湖南腔调说：“好得怕人！”这和林先生叙述线条一时竟找不到恰当的中文词汇，说这线条是“如此的subtle”是多么地一致。工艺美术造型美的蕴涵竟使这两位文学家都一时辞穷，这是多么迷人的事情。当然，我知道当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某些参与者每每不能欣赏林先生的一些图样，嫌其太旧等等，但是很复杂的问题，非本短文一时所能说清了。

解放后，因帝国主义的封锁，工艺美术（当时称为“特种工艺”）外销受阻，整个行业的生活都有困难，当时的轻工部长黄炎培在１９５１年初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涉及到老艺人的保护及如何在设计进行继承与创新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今天也未能妥善地解决）。

在此情况下，梁、林先生勇敢地希望在景泰蓝设计上能有所突破，与刚从美国归来的常沙娜、来清华执教的钱美华，以及清华的莫宗江教授等一起进行研究，创作新的图案，饶有传统的文化精神，又耳目一新。

１９５３年第一届全国文联大会上，美协会上江丰同志在报告中对这方面的成绩曾充分予以肯定，与此同时，我和王逊教授（当时清华哲学系美学教授）还为当时组织东欧博览会设计布置选择工艺美术专展而忙碌。在参与这类活动中，林徽因先生思想之活跃、理论之追求、想象力之敏锐，无不令人钦佩，我们都为她的激情所鼓舞。 

从说话到写文章，林先生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梁先生才思敏捷，他的文章功力够好的了，什么样的文章在他这里，只写一遍，至多个别字改动一下，但他写就的文章，在林先生的眼里，有时显得力量不够，甚至索性动手来改。当满纸已画得乱七八糟，她已力不可支了，梁先生再重新弄一遍。金岳霖先生说，常道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对梁先生就不好这么说了，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他们写文章总是全身心投入的，特别是一些论战的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 

再以１９５４年搬家的事，说明林的组织才能。梁先生从清华新林院８号搬至胜因院１２号来住，搬家的担子全部落在卧床不起的林先生身上，当时梁先生家有一位市政府派来的“待业中医”老罗，家中另有一位阿姨，帮助梁家料理。就在此情况下，林先生发挥她的规划与建筑才能，先将东西分类整理编号，尺寸量好，计划安放的地点，按图都画好，有些东西也作一些处理（有天突然老罗送我家一张红木桌和几本书，有林长民印的石鼓文拓本和一本原石印谱，并向我母亲留话说知道是我一定喜欢的，当然至今是我心爱的藏品），这样完全有条不紊地搬了家。那时，梁先生在城里忙什么，当一切归置完毕以后，我去看她，林先生得意地说，“他回来了，看了一切很满意，他只动手装了一部电话”，一个久病之人能在她的生活中找乐趣，找暂得于己的满足感，这就是林徽因。

三、困惑、彷徨、寂寞中走去 

从１９４９年解放算起，林先生参与新中国的业务工作是难以数得清楚的，但如上所述，都是一些饶有意义的、有时代性的贡献。但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后，她在精神上就开始有负担和压力。 

关于建筑系的方向，清华建筑系自解放后改名为“营建系”，这是梁先生在１９４７年回国提倡“体形环境”的具体化措施（见《梁思成全集》之“清华大学营建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发表于《文汇报》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０日，如果向前追溯，在１９４５年梁致梅贻琦信中就已有轮廓）。就我１９５０年底回清华后所知，自建国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这近两年时间，

①建筑系成立了市镇组（事实上以城市设计为重点）；

②与农业大学合办了园林组；

③成立了工艺美术组（就我印象，并未如市镇、园林那样正式建组）；

④与哲学系、社会学系等成立了文物馆（计划中的清华博物馆的前身）……

这些措施不仅在国内首创，即在西方建筑院校（如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建筑学院等），把城市设计、环境设计正式纳入建筑系的教学当在６０年代。实际上，建筑系已经朝梁先生在建系之前就已筹划的营建学院方向发展，林徽因先生自然积极地支持、参与这一切。

第二件事是专业，是学术思想方向的问题，这方面也无法展开来说。

时代在发展，梁林的学术思想也在变化，在解放以后，爱国主义教育，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以及学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口号下，他们像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尽可能理论结合实际。

现在看来，在这种历史的转折时期，对建筑有不同理论、不同议论是必然的，但当时可能有关方面很不以为然，显然至少并不全然同意梁先生的观点，而就在此时，梁林就越发努力发表自己的学术，不仅这一时期努力写文章，如在《新观察》杂志写的“北京都市计划无比的杰作”等就是在此时写就的，梁先生为了加强给中国建筑历史修养教育，还为建筑系师生开设了讲课，梁林加上莫宗江共同认真备课，梁先生讲课时，林先生还特别来，坐在后排听。讲课时，社会背景部分，大量引用了范文澜中国通史，这系列讲座并不成功，不如１９４８年梁先生开设的中国建筑史那样潇洒自如，随讲随画，而引起听者的注意力。

渐渐地，报纸、杂志不时透露出批判的文章来，想梁林不会不从其他的渠道听到什么，他们自然日益感到压力。

１９５４年冬，他们双双病倒了，本来每年秋凉季节转换，林先生总要病倒。这年，薛子正秘书长在城内修整了一套四合院，装上暖气，让林先生住（地点我已忘了，林逝世后据说让给傅作义住了）。一个大四合院，空荡荡地，只有林先生躺在一间大屋内，我去看她，她并不和我讲她的病情，而是问了许多问题，关于建筑思想和理论的一些问题。她明显地在困惑与彷徨，她似乎已疲惫不堪，已经失去原先的锐气了。我劝她养好病再说，别去多想，但她怎会不去多想呢？而这时林先生已经住在同仁医院.....

1955年，建工g部召开设计施工会议，批判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这次的大会非同寻常，学校除我外，另派校长办公室主任参加，我也感到有一定的压力。会议在国际饭店举行，而梁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同仁医院的楼上高g干病房里。会议中我去看梁先生，他说你到隔壁病房看看，我正不解，一进去，原来林先生也躺在那儿，她看我去笑了，“你看我们这对难夫难妇”。这次会见她，例外地未谈业务，但她好像还爽朗，我的心情却很沉重，可未想到竟是最后见到她，不久她逝世了。

后来听梁先生告诉我，北京的名中医施今墨大夫去会诊，在片子上指出大部分的肺都坏了，她后来也拒绝吃药……追悼会在贤良寺举行，解放初期梁先生、郑振铎和我同去察看过的保护下来的一座旧庙，去了一些友好和建筑系的人，悼词是钱端升教授作的，歌颂她毕生献给中国建筑学术事业，因病影响她的工作，但她从未停止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建筑思想批判的高潮过后，梁思成回到家里，当然触景生情，不久他以极不平静的心情，很平静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在他俩共同使用的小图板上严谨地画了林先生墓的设计图样，包括大样尺寸，一一注明，请莫宗江先生用营造学社特有的字体，勾画“建筑师林徽因之墓”几个字，并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取回一件林先生设计的试刻的纹样，放在她的墓前。梁先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林先生的诗找出来，古代人有所谓诗囊，即兴而作，片纸只句纳入诗囊，定时整理成集。梁先生用他的工整楷体誊写，整个抄录了一遍，宣泄对林先生的思念。可惜这份无价之宝，在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失去了。

以后，偶尔赴八宝山参加某人的追悼会之机，我总要悄悄地去林先生的墓旁，向恩师致以哀思。一位了不起的中华第一女建筑师，才华横溢的学者，她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如此的造诣，她在建筑方面和梁先生并驾齐驱，共同作出卓越的贡献。她热爱祖国，追求进步，1952年抱病带了帆布座椅，参加政治学习。在她留下的古建筑调查和一幅穿马裤照片看来最能表现她的性格，她告诉我在30年代修葺天坛时，她是唯一登上天坛宝顶的女建筑师。这类事很多，我每思考及此，总想如果今后写《新哲匠录》，不应当漏下此人。然而，这样一个人的最后十年，在建筑系成长的关键时期，默默地做出许多贡献，社会对她的业绩竟然缺乏了解，包括今天的建筑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门厅里，要不要在梁先生塑像旁补上林徽因先生的像？在这无名的墓碑上是要补上“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还是就让它这个样子？这种残碑可以告诉我们的后代，有一时期，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竟有这样践踏历史文化的事情发生，这样对待一个长眠在此，对我国建筑事业卓有贡献的人！但所有这些，对于诗人淡泊的情怀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她只是总在遗憾：当我去了，还有没有说完的话。

2001年4月春雨绵绵之日

完稿于英国剑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