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我们总是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的母亲也会在周末将大家召集起来，吃饭或是进行其他活动。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然常与父亲聚会。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父母都经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英文都讲得极好，可以说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我父亲的职业生涯。

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左）和贝建中（于楚众 摄）

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但出身优渥，也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为了贝聿铭先生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你们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他“最好的顾问”，母亲对父亲的事业、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贝礼中：我非常高兴你问到我母亲的事，我相信父亲对此也会很开心。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笼罩。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以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也常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1984年，贝聿铭（右二）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获封仪式

我的母亲是非常优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她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母亲也有建筑的造诣，当年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所以她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她有极好的品位，也总能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我确定，她也帮助了父亲早年间的工作，而且给予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我母亲要比父亲参与得多。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也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亲更加内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其实他与我母亲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为必须与许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母亲的兴趣与父亲的兴趣相同，她对父亲的职业参与得比较多，父亲也相信她的眼光。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觉得母亲被父亲“遮蔽”。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

三联生活周刊：对祖父贝祖诒还有印象吗？

贝礼中：有印象，有印象，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处很长时间，但我们有非常温暖的牵系。我爷爷那时住在纽约，我们每年都能见到几次。我祖父对待我们就像我父亲对待他的孙辈一样，非常温暖慈爱，他总是笑呵呵的。

我的父亲和我的女儿关系非常好，他在她面前一点也不严厉，她也喜欢他，他们见了面，总是亲啊亲啊……在旁边注视这对爷孙俩真是很美好的事。我的女儿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她出生时，我的父亲已经80多了。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还有多长时间。我妻子总是陪伴他，而我的妈妈，也和我妻子非常亲近。你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我们每周都带女儿去见爷爷。他们关系非常亲，我相信我女儿是孙子辈当中与他最亲的一个。

贝氏全家福（前排左一是贝聿铭）

建筑师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来源于此？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三联生活周刊：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作“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贝聿铭在肯尼迪图书馆内留影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贝聿铭在卢浮宫金字塔模型前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作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1964年12月13日，贝聿铭和杰奎琳·肯尼迪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肯尼迪图书馆修建基金已达到1000万美元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

中国之缘

三联生活周刊：贝礼中先生负责过旧香港中银大厦的翻新工作。众所周知，你的爷爷贝祖诒曾是中银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你父亲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对你来说，担负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贝礼中：这个项目开始的契机，就是我祖父上世纪50年代主持修建了这栋建筑。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使中银对我们而言，不像是客户，更像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感激中银依然选择我们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每次告诉父亲关于香港项目的事，他都非常关注它的进展。我曾在80年代帮助他设计如今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多亏了中国银行的细心维护，这栋建筑至今依然状况极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象征。他们对这栋建筑的初心和对我们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显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我父亲并未对这次的项目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但他展现出的兴趣和信心，和对原本设计理念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这栋建筑。

香港中银大厦

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你们而言，你们在美国长大，你们如何获得东方的文化营养？

贝建中：我们当然是典型的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但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大家庭在纽约，我母亲的大家庭也在纽约。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会来；另外，我的父亲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吃中国餐。我想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学。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个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陆的最近的地方。当然一代一代继承得越来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贝礼中：我们并非在中国长大，我也不能说中文，我对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当我遇到中国客户时，不会像西方人与中国人那样交流和做生意。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

香山饭店内景（蔡小川 摄）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们1992年决定从父亲的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父亲给了你们什么建议？

贝建中：之前我们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做。我去见他告诉他这个决定，他说：“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不，不，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只是说会尽力帮助我们。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的事务所现在发展状况如何？互相之间是如何分工的？

贝建中：我们是一家中型事务所，规模并不算很大。我有我的团队，三弟有三弟的团队。我们的相处原则是这样的：我可以对他个人进行评论、建议，他也可以对我评论、建议，但我不会评价他的团队，他也不会参与我的团队。即使是客户，他们也想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在同哪一个“贝先生”打交道。如果混在一起，团队糊涂，客户也糊涂。如果说分工，我在医疗建筑上面投入得更多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你们的事务所有很多与中国的合同，你们会把业务有意识地向中国转移吗？

贝建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新建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筑数量太少。他们建了很多标准化的建筑，所以中国建筑师们接受的训练太少。用标准规模，标准的窗，标准的房子……看每个建筑，都差不多。我们当时尽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但如今，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与老建筑师不一样了，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中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并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建筑师们，我们一起工作，也让中国的建筑师们了解我们和西方建筑师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与父亲一起参与了香山饭店的项目。40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越来越优秀。

在我看来，建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希望它能尽量长久。可是中国的建筑物不太一样，它们往往不会“活”很久。比如在我帮助完成规划设计的某个城市，2013年的建筑都会被认为“老”了。这很多是因为设计一幢建筑时，其他因素考虑得不够，过了几年，就暴露出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被拆掉重建，这当然是一种浪费。

贝礼中：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这是我们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将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建筑实力带到那里，促进中国的进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建筑水平确实提高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虽然我们对有些做法不赞同，但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工作。

贝聿铭八十年代在苏州

三联生活周刊：外界好奇的一点是，贝家第三代还会继续选择做建筑师吗？如果那样的话，将是一个传奇。

贝建中：连续三代都从事一个职业，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事实上这很难。孩子们都长大了，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职业。

贝礼中：我的女儿还需要学习很多。就像我父亲对我一样，我不对她施加太大的压力，或告诉她应该做什么。我希望她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并热爱它。我希望能为她提供最多的机会，但她又能自主地做出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名同行，你怎么评价父亲？

贝建中：在我眼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关于建筑的训练。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界。而在我父亲的建筑里，他的眼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有的建筑师设计出来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是2000年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筑不是时尚，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父亲的建筑风格，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而创造伟大的经典，这才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质。

（感谢实习记者孙大卫对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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