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由大卫·希艾莱特（David Gianotten）与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联合署名的文章《中国特色》中，他们发出了“中国特色的建筑真的如实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吗？ ”，“在当代中国环境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 的提问。这何尝不是中国建筑师的群体焦虑？OMA 事务所的库哈斯们，带着亲临其境的切身体验和抽身事外的清醒旁观，剖析着在这块土地上的可能性； 并用他们的作品，台北艺术中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做出了回答。

纵观中国当代历史， 中国一直受困于政治正确乃唯一正当的实践模式这种思维（例如在思考是否采用“西方模式” 时），尽管这种观点仍有待证明。在中国，每个面临机遇、想要抓住机遇的人总会因为担心冒犯他人而分外谨小慎微，以免做出任何挑衅正统的行为； 具有“国际风格” 的建筑和模仿西方经典的建筑往往冒着被谴责为投诚西方资本主义的风险，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就拥有了确保政治正确的安全密钥。

曾饱受争议的CCTV大楼，位于北京CBD核心区的包围中  © Du Kai

然而，中国特色的建筑真的如实反映了现代中国社会吗？ 在中国建造建筑楼宇的建筑师们，心中无不构思着设计出中国特色的建筑。但是，我们仍未能好好理解： 在当代中国环境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位于远东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其近代发展史，使中国自我隔绝于有关当代性论述的构架。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这个当代性论述的后来者，立刻展现在西方世界的瞩目下。

深圳，自 1979 年成为经济特区， 由一个农村地区发展成重要的出口中心与金融市场。从都市实景层面以至经济、社会架构及文化层面， 进行了多次急速的改变。

为了应对当代性的论述，中国的建筑发展急需确立一种既能在符合西方期望的情况下进行当代性对话，又能反映中国特色理念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要求中国建筑，要在符合西方对建筑中的中国概念的看法下， 确保在中国的大环境中政治立场正确。

中国的当代性论述成为了基于西方思想的中国特色，而非是来自当代中国快速发展这一本土大环境下的新观念。中国特色通常被以一种极为明确的姿态，刻板地表达出西方世界所熟知的传统中国建筑元素，而这种诠释往往通过放大中国文化中“无”的精髓，来表达所谓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变成了忽视每个项目文脉的纸上谈兵。将中国特色融入当代中国建筑之中， 本该是一项捍卫和颂扬中国本土特色的潜在行为；然而，忽略文脉、急于回应所引进的当代性观念、并试图证明传统中国建筑可以融入西方当代建筑，这一切却自相矛盾地将中国特色束缚在了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效仿上。

 OMA 的台北艺术中心基地在士林夜市，这里存在着极大的密度与混杂，极端的临时与流动。

当代中国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矛盾存在于各种领域之中：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之间、遗产保护与城市化之间、 传统中国文化与国际形象之间、保守与创新之间、发展速度和可持续性之间、实用建筑需求和标志性建筑渴求之间、设计和建造之间。

所有这些矛盾共同决定了当代中国建筑环境的核心特征：在当前特殊的历史时刻和环境下，中国特色是否能萌发出新的可能性？在这些矛盾的影响下，当代中国建筑能否打破这种实际上难论对错的正确性和西方解读观点，并对自身产生批判性？复杂的当代中国建筑环境能否脱离现在固有的标准，提出一种中国特色的新认识可能？中国特色能否嵌入并展现于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过程中，围绕对文脉的广泛研究，这是一个与业主、当地材料、当地施工技术、当地人力等与以往不同的独特合作过程，而非简单的植入？中国特色能够摆脱以传统中国建筑特色伪装的僵硬建筑姿态吗？

台北艺术中心，松动了“菁英艺术” 与“常民文化” 间的壁垒， 解放了表演艺术与日常生活间的区别，

捕捉每天在夜晚来临时就上演的都市戏码， 整个儿周遭环境装扮成即兴演出的舞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深圳趋于虚拟的证券交易市场， 象征意义超越了功能。

投机的兴奋驱动证券交易市场， 传统的基座也犹如被喜悦抬升了一样， 沿着塔楼攀升， 成为一个升起的裙楼。

中国特色可以是一个贯穿设计至施工的动态过程：以对建筑文脉的广泛研究为基础的理念塑造了建筑的初始形态。设计过程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以及解决各种设计问题时所采用的中国独有的方法决定了建筑的最终形态。

构建一座能够反映出中国特色的建筑，要求建筑师从中国的建筑语境出发，充分参与从概念设计到细部建造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是一种对话、一种协作活动、一种对过程中未知发现的综合，最终实现了建筑的具象化。中国特色并非将自身局限在传统中国建筑元素上，而是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实体形式。

台北艺术中心由三个剧场组成， 每个剧场都可独立自主地运作。 三座剧院的舞台、 后舞台及剧场服务设施均设置于嵌入的一个中央方形量体， 结合成一个高效率的使用量体

台北艺术中心未经修饰表达其内容功能， 似乎呼应了台北地景的实用主义

在中国，速度就是从设计到施工过程的鲜明特征。项目能够快速进行，正因为项目的主要决策者即业主，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能够很快地做出决策，并且摈弃了设计阶段围绕公众参与所带来的官僚主义。当代中国建筑可以是业主控制设计的强势意愿，以及建筑师的创作欲望的二者结合，而这二者透过建造展现中国特色的建筑这一共同目标紧密联系起来。

然而，由于对中国特色的不同理解，这种结合存在着分歧：对于业主来说，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对中国文化的某种表达；而对建筑师来说，中国特色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寓意表达，还可能存在更多关于解读、进步和革新的可能性。

OMA 亚洲在各个项目伊始，便会全面投入到对文脉的广泛研究中，其中一定包含了对业主需求的大量研究。早在项目的开始阶段，我们便会与业主共同提出设计上的问题；我们以国际的视角并基于亚洲的大环境提出的意见，促使业主充分考虑建筑的可行性，摈弃先入之见。我们并非简单地执行业主的设计方案，而是向业主提出想法，再与业主一起构思出一项结合了环境条件与业主需求的设计方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为区别于堆砌大量的高楼与建筑物、却未能提供公共空间或考虑人的活动的CBD，通过基座的抬升尝试为CBD 打造一个核心空间，  形成一个将人们引入建筑的广场， 由此产生一个城市中心。

透过一个简单的动作， 深圳证券市场的动态就可向整个城市“广播” 

决策者充分参与了直至各具体化阶段的整个设计过程， 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地制定设计方案。业主和设计者之间的共同目标和达成的共识使得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过程都进展顺利。这种工作方式只在当代中国才可能实现，实现那种被认为不可能的、不具备传统中国形象元素，却源于中国文脉、服务于中国文脉，解决并回应了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中国特色建筑。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台北艺术中心的精髓在于项目对在亚洲决策过程的巧妙安排。两个项目都通过实现建筑落地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决策来获取信息和不断发展，以应对环境和业主的具体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施工现场，变化在任何施工现场都不可避免。 如何把不断的变化看作建造当中富有成效的一个组成部分， 进而可以产生出对于在建工程项目以及未来工程项目的思考才是关键。

深圳市的城市肌理需要一座具普遍性的办公大楼， 却对于普遍性的城市具有批判性；台湾生机勃勃的演艺产业需要一种新型剧院为实验性表演提供空间。对当地文脉的了解以及对其局限性的理解使建筑师的视野得以超越业主设计观点，并做出其乐意接受的设计方案。

当项目面对更多实际问题时，台北艺术中心业主提出了夜市与剧院的协调方案已不适用，决定迁走夜市。设计团队只能从设计中将其移除，但仍保留将来可用作公共场域的地面和连续的开放空间。

通过抬升基座这样一个简单的姿态，使原本普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大楼在充斥普通大楼的深圳CBD成为了公共领域的中心。仅仅通过重新思考剧院布局，台北艺术中心成为了实验性表演的标志。这两个项目展示了OMA在建筑实践中的探索以及回答，在具有批判性又可被实现的前提下，仍然能生存的一种当代中国建筑——摆脱了当前的先入之见和政治正确的枷锁的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

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OMA 的创始人，于 1975 年创立 OMA。他毕业于伦敦建筑联盟，并于 1978 年出版了《癫狂的纽约——一部曼哈顿的回溯性宣言》一书。1995 年，库哈斯在其著作《小、中、大、超大》 中，以“一部建筑小说” 的形式总结了 OMA 至当时曾参与的项目。库哈斯曾获得多个国际性奖项，包括 2000 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和 2010 年威尼斯双年展金狮终身成就奖，同时身兼哈佛大学教授，负责城市项目。

大卫·希艾莱特 David Gianotten，毕业于燕豪芬理工大学修读建筑及建造科技。于 2008 年加入 OMA，在 2009 年成立 OMA 香港分支事务所，并于 2010 年成为合伙人。大卫·希艾莱特领导 OMA 在亚太区的众多项目，他带领设计和监督的项目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腾讯北京总部以及台北艺术中心。大卫·希艾莱特领导了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主楼的最后阶段工作，以及OMA 为香港西九文化区设计的发展蓝图。在加入 OMA 前， 他是 SeARCH的总建筑师。

图+文丨大卫·希艾莱特 + 雷姆·库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