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非常重要，不知道过去就不知道今天。历史研究当中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大部分人都在试图重现历史，当然这也很重要，因为过去信息的记载没那么发达，所以好多事情过去了就忘掉了。而真正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看到历史背后给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同样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研究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和宾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关系，很多人会简单理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那个年代。宾大在那个年代在美国特殊的地位，被看成是布扎（Beaux-Arts，法语“美术”的音译，中文“布扎”一词指西方学院派美术）教育体系的据点，那个时代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建筑的时代，两件事往往会被看成两个对立的东西。但历史从来是连续的，时间是无限可分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总是容易犯形而上学的错误，总是喜欢把我们的概念强加给历史。但是历史是连续不断，说不清楚的，一个人基本上要花七八十年，我们建筑师好多活一百多年，他的职业工作少则五六十年，多则七八十年，变化太大了，你怎么能说清楚。只能说这个人在这一天是什么思想，说不定明天就忘了。

中国留学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左二：林徽因；右一：陈植。陈植家属供图。

宾夕法尼亚大学海登楼绘图教室，摄于1910年代后半。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档案馆供图。

我们要考虑背后，我今天思考是我多年以来思考的问题。我非常赞同这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的题目叫“觉醒的现代性”，它讲的觉醒主要不是那代人他们觉醒，而是说我们这代人要觉醒，我是这样理解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建筑，尤其是中国建筑，还处在急需现代性觉醒的过程当中。

在当代艺术博物馆当前展览“觉醒的现代性”展览开幕论坛“宾夕法尼亚大学与中国近代建筑”上，伍江在台上发言。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图

在他们之前中国没有“建筑学”

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尤其是其中大部分是从宾大毕业回来，他们带回来的是什么。首先是建筑学，在他们之前中国没有建筑学，建筑学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他们来讲，在西方学习现代的科学，现代的技术，包括建筑学，是引进西方现代科学、先进文化，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花那么大力气送年轻人去，那么多年轻人要出国学，美国为什么要帮中国人，就是中国处在一个现代、不现代的时候。

中国当时非常不现代，因此对他们来讲学习了一切，不管是以宾大为代表的现代布扎教育，还是其他地方，特别是欧洲出现更为激进的、更多带有现代主义思想的教育，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讲，他们学的都是西方先进的建筑学。

对他们来讲历史被压缩了。布扎所代表的历史传统跟现代精神之间的斗争在他们身上被压缩了。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界对建筑的理解。中国千百年以来从来没有把建筑学当做一个学，就是造房子，当然也有学问，但是这些学问你会看到都是讲给工匠听的，怎么去做，每一个具体的部件，实际上所有这些规定不是为了刺激建筑学的发展，而是为了制约建筑学的发展，所有的工人在这里面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所有的规定都是讲死的。

对于中国古代从事建造的人来讲，你越是“正宗”，越是接受了更多传统的训练，你越不可能有创造精神，每一样都是讲死的。只有那些不太懂，说不定可以发挥发挥。但是第一代建筑师他们把全新的西方职业带回来，叫做建筑师，中国没有过。

实际上，所有第一代中国建筑师都不把自己看成工匠，他们更多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不论是从梁思成先生、杨廷宝先生，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思考的是文化问题，不是造房子的技术问题。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他们对技术了解不多，他们更多是把建筑当做文化理解的，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很多建筑师被抓到建筑工地砌砖头，他们都不会，他们认为在西方学的先进的东西不是这个。

我们中国人和西方文化之间隔阂比较大，语言的隔阂。大家是语言不通的，不仅不通，因为隔得太远，比如在中东，你看欧洲之间还会找到很多字是通的，那个字可能在罗马时代，可能在中世纪就传过来了，就用了，反正找得到。中文你找不到拉丁文的词源，拉丁文里面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中文，这两个是隔阂的。所以英文architecture是否可以用中文“建筑”表达出来，是一个问号。

西方的传统是可以找到的，从古罗马开始，古罗马的传统最重要的记载就是《建筑十书》，是讲造房子，材料，技术，都讲。怎么造宫室，怎么造武器，是百科全书。你看这本书知道，所有的西方建筑师都必须看这本书，这本书看完了你不会把architecture理解为就是“建筑”。

《建筑十书》，[古罗马] 维特鲁威（Vitruvius） 著，[美] I.D.罗兰 英译，陈平 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宾大的第一代建筑学生不可能通过四、五年的学习真的把西方两千年以来的建筑学传统学深、学透，带回来，所以他们在思想上，实际上是有待学习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中国的历史使他们在中国很难再学习，所以他们的全部建筑学知识就是那几年。很多人发现这个问题，他们主动到外面再看。可以看到很多第一代建筑师当中，第二次游历回来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说梁思成，但是这些变化很多是现实引起的，不是学理引起的，跟大学学的知识不太一样。

我在大学一直认为现代主义跟布扎是对立的关系，可是我到法国看到大量的建筑以后，我发现很难讲是现代还是传统的。一直到前些年出现越来越多的当代西方建筑理论家、历史学家思考这个问题。当现代主义建筑过去七、八十年，甚至近一百年之后，我们发现他们身上带有的古典传统远远大于他们的革命性，这是我们现在才理解到的。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建筑史理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也应该这样理解，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完全形而上学的历史研究当中去了。

西方正统的建筑教育，我讲的西方指的是欧洲，与现代建筑思潮之间有没有碰撞？毫无疑问是有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做的那么好，我个人认为是美国的现代建筑运动不那么轰轰烈烈。

不论是1900年巴黎博览会，还是1933年芝加哥博览会，从它的本意是商业主义的，试图推动现代文化，但是表现出来的建筑都是古典的。对美国人来讲跟中国一样，现代和古典之间的斗争并不那么激烈，并不那么必要。对美国来讲，高文化比什么都重要，管它是什么“样子”，既然现代生活是以经济、以商业为代表，美国既然是世界商业的中心，当然美国就应该是高文化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在西方也好，在美国也好，正统传统的建筑学教育和现代建筑思潮之间就不可避免产生冲突和碰撞，这种碰撞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传统建筑学的基础形式训练。我们知道布扎出现也不过两百多年，是从法国开始的，是从路易王朝开始的，以前也没有。当时的法国是想重新树立文化的正统性。我们知道在这之前法国人没有资格去解释文化的正统性，要讲到文化正统性就要讲文艺复兴，从文艺复兴推到古罗马，法国人在边上。但是路易王朝希望把巴黎打造成世界中心，至少它不否认西方的传统来自于古罗马，但是它认为经过1500多年西方人自己衰落了，今天正是法国人重新捡起来的时候，由此证明他在西方文化当中的领导地位。

这时候要训练一批人，这批人可以代表正统的西方文化。训练出来的代表跟思考出来的代表是不一样的，训练出来的代表一定需要技巧、技术，所以西方真正的改变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看文艺复兴有好多大师，他们对建筑的理解就是艺术。但是到法国变成训练，一定要掌握别人不能掌握的技巧。重要不重要呢？当然重要，如果你一旦理解自己真的是干什么的，你就会发现你的技巧、你的技术、你的专业训练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一套东西，你就无法表达，所以基础形式训练非常重要。

这里面有第二个问题出来了，建筑学是否就仅仅是形式？其实我们会发现，如果你仔细阅读当年布扎的那些建筑学教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你会发现，尽管布扎对学生的基础形式训练要求非常高，但绝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它大量的内容教给你怎么去把建筑空间和建筑形式跟建筑功能对上。所以当我们说过去传统的西方建筑学教育是反功能主义，这是不对的，只不过它认为功能和形式之间是要对上。我们知道后来的现代建筑有一个名言，“有什么功能就有什么形式”，这一点是跟传统的布扎的思想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这两个是要对应的。

我现在看来，可能传统的这样一种对建筑功能和建筑形式的思考，比现代运动当中极端的“形式追随功能”更准确。今天已经过去一百年了，我们可以说这个话。布扎的根本本质是什么？布扎追求的不是轴线，它追求的是秩序，空间的秩序、形式的秩序，所有的秩序，甚至于建筑形式跟建筑技术之间的关系等等，它追求的是秩序。大家回到布扎的前面，这个传统的来源，就是追求秩序，世界万物都是秩序当中，文艺复兴开始到文艺复兴后期，尤其是法国巴黎，形成的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代表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解释，既然作为一个创造者，作为这么大体量的人为产品的制造者，你当然要懂这个秩序。这个秩序是什么？有些东西很难讲，有些很容易讲，很容易讲的部分就变成学习的中心，对称、轴线、柱式、立面。

我们要回到西方的建筑学核心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核心在罗马时代就形成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用现代语言翻译就是“功能、技术和艺术”。中国的原来叫“实用、经济、美观”，本身就把三位一体切了一只脚，给建筑丑陋打下了国家政策的伏笔。把技术本质抽掉了，改成经济，经济是什么？经济就是省钱。这是中国建筑原则里面造成几十年中国建筑学落后的主要原因。现在还是糊涂，不仅没改，加了一个词，叫“实用、经济、绿色、美观”。很多地方把颜色涂上去就是绿色了。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有。

我们要想到今天我们讨论布扎跟现代建筑之间的关系，对西方建筑学学者而言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在建筑学核心价值上它具有连贯性。但是对中国来讲，前面没有经历过，只是从第一代建筑师开始，到今天不到一百年。所以对我们来讲，建筑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大问号，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现代建筑是什么，布扎又是什么。

由此导入第三个方面，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之争。我们把现代建筑运动和布扎理解成风格之争，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情。为什么？他们都在追求建筑形式当中的内在必然性。当然对于现代建筑是而言更多强调这种从内往外的本原性。对现代建筑来讲只是想改变那个已经持续两千多年的形式，要变一变。理由就是那两千年的建筑不重视里面的空间，不重视里面的功能。

这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否就说现代建筑就没有价值了呢？不是，其实现代建筑真的找到了功能、技术对于外立面的决定性。当我们技术不发生革命的时候，两千多年以来西方的建筑形式跟它的内部空间、技术是合二为一的，从来分不清楚建筑师和工程师有什么区别。但是自从现代两百年以来，有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有了现代的建筑材料，造成建筑师越来越被排斥在建造过程的核心之外，建筑师被边缘化了。

因此实际上传统风格和现代风格之争，背后实际是风格演变和现代性的转型。过去把建筑理解成随着时代的变化风格在不断变化，背后有着更深厚的东西，我把它解释为现代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现代建筑还不能就说完全跟现代性的内涵合二为一，还没有到这一步。

二十多年以前还是三十年以前，我有机会请教非常重要的一位建筑师，当时我们在教科书里面提到，他是一位技术主义者，做的东西都是像机器一样。对于一个在中国同济大学学建筑的学生来讲很难理解，所以我就带着这个纠结去问，我说你的建筑结构工程师怎么跟你配合的，他们怎么听你的。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回答我，他说人的外型，你的肌肉跟骨骼能分开吗？我知道了，我理解了，是分不开的。你说是骨骼决定了样子，还是样子决定了骨头，不知道，这本身是有机的。

现代性其实背后是想追随本质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太少，为什么我一开始说“现代性的觉醒”这个题目非常好，第一代建筑师给我们一个黑黑的厚厚的帘子，掀开一点缝，很可惜我们伟大的第一代建筑师打开这个缝之后，到现在这个缝还这么大，没有变的更大。

我刚才讲的碰撞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外国也一样。你到西方的建筑学系问他们的大学生，现代主义怎么回事，布扎怎么回事，讲不清楚，被老师一讲更加糊涂了。西方建筑学的观念跟传统中国文化也在碰撞。我把它叫“时空折叠”，为什么时空折叠，我刚才讲西方传统建筑式样对中国来讲，一百年以前也好，今天也好，始终是现代，不然你很难理解农民一有钱就要买两根罗马柱子，对他来讲这是现代，你不能否认这个东西。

很多西方人笑话中国人，你们怎么拿我们两千年以前的东西做现代。西方也一样，为了表明公园现代，放一个亭子在那。这种现代在二十世纪初伴随着整个中国的开放发生，当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正在步入现代的世界，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那个现代跟我们看到的西方古代的现代是同时进来的，我把它叫折叠，尽管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时空，但是叠到一起去了，成为一个重构。这个时候就分不清楚了。

在中国这种纠结，到了专业人士，到了建筑师身上，就变成了摩登、现代和纯现代之间的纠结。这里讲的“纯”我打一个引号，这个“纯”到底是指形式还是指现代性，其实到今天没有解决。大部分建筑师谈到“纯现代”的时候指的还是形式，说这个形式好，这个形式更纯，讲的都是形式问题，没有看到到底现代的本质是什么。形式跟内容到底是什么关系，装饰和非装饰到底是什么关系，似乎不装饰就不够现代，没装饰就更加现代。

我二十年以前，思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作为前现代标志的传统建筑，与作为现代意识的民族复兴之间又产生了一次纠结。本来传统建筑跟现代之间是一个时间上二元的关系，两个是对立的，这个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开始就可以感觉出来，实际上现代建筑运动是对着文艺复兴去的，是要找到一条能够多多少少摆脱两千多年西方传统的新路，是想找这条路。但是我们中国这时候出现民族复兴、民族独立。这对于建筑学是什么意义，二十世纪中国建筑学把更多的思想精力花在追求现代性上，还是去挖掘中国传统的文化，把它再用到现代来，这是纠结的，到今天还是这样。

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特殊历史造成的，这个纠结在西方也有，不太多，尤其是欧洲不多，美国还有一点。因此对于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来讲，理性上的现代性追求和感性上的政治正确就变成矛盾，这个矛盾很厉害，在很多地方反映出来。

董大酉设计了那么多中国固有形式，他给自己设计住宅是现代的，他有选择。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在成立的时候表示，我们不要传统，要做现代的，可是到设计外交部大楼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传统，不过是在南京外交部大楼这样做，在上海不这样做，也许是面对权力，也许是面对金钱，也许是面对机会，怕失去机会，就做了一些妥协的事情。我们经常拿杨廷宝做例子，但是你看当他有非常多的权力去支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做北京和平饭店了，他心里面是有理性选择的。但是当这个理性选择跟更大的势力矛盾的时候，他们多多少少会妥协。

这就引发了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叫做历史玩笑。我们知道刚才这么宏大的历史性的任务是不可能靠一代人完成的，当中国建筑师面对的这个窗户，试图打开得更大的时候，中国的形势变了，这些人没有办法再纠结了，甚至连纠结的机会都没有。中国的传统复兴成为政治正确，因为在中国的北边有一位斯大林老先生，他说社会主义形式加民族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建筑。怎么把这个做得像中国传统，那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筑，所以有了北京十大建筑。

这代人不是喜剧，是悲剧。当国人文化大革命结束，突然“后现代”，摇身一变十大建筑变成后现代建筑，中国多少后现代出来了，这是一个大玩笑，这个玩笑到今天对中国建筑的伤害我认为还没有结束，中国需要真正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现代性的前提是思想解放。我个人身上发生过一点小故事，当年我读大学，要写志愿，在南京，我的祖父带我拜见杨廷宝老师，说我要想到南工，怎么考进来。现在很多人问我我想考同济，怎么考进来，我都是一句话，你把分考高，肯定可以进来。杨廷宝先生说如果你考得好的话，劝你到上海去，他没有说上海比南京好，也没有说同济比东南好，他说那个地方思想解放一些。

（本文整理自作者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觉醒的现代性——毕业于宾大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展览开幕论坛上的发言，有删节，未经主讲人审定。）

觉醒的现代性——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时间：2018年8月18日—2018年10月14日
地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5楼
主办单位：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上海市建筑学会
主策展人：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