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的城市发言权

上世纪80年代，在东大执教的十年间，桢文彦带着学生展开了以东京城市空间为对象的一系列研究。在他看来，城市和建筑，永远是作为一体考虑的。东大建筑学科的传统中有这么一条：建筑学应该研究的不是如何进行形式生产，而是挖掘都市和建筑中隐藏的生成秩序和运行逻辑，并在这些秩序的基础上进行再编织和再整合。“空间是关系性的演出，是让关系性呈现的媒介。而当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是关系性剧增，无论在城市问题上，还是在更广义的地缘空间问题上，关系的增加导致寻找确切的场地策略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总有一些不变的东西。在桢文彦眼中纽约的原风景是中央公园和华盛顿广场：无论周围环境怎么改变，它们始终以不变的“空”以应万变。桢文彦曾不止一次在各种著作中提出，相比于高层建筑，他更感兴趣广场、公园，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营造温润而细腻的城市日常性和公共性是贯穿他职业生涯的主题。所以在2011年竣工的世贸大厦“4WTO”的设计中，桢文彦所思考的焦点的不是大楼本身，而是与作为整个场所主角的世贸广场之间如何创造出具有层次感的关系性。

更进一步，桢文彦提出了自己的城市乌托邦原型。与柯布西耶建筑中心论的光辉城市不同，他首先思考的是构筑城市中各种具有个性的外部空间，然后再围绕这些外部空间展开建筑设计。建筑的审美和品质是个人化且具有阶级性的，而公共空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公共，因为公共所以大量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即使对建筑没有明确好恶的普通人也时常会对广场之类的空间尺度和使用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见”，桢文彦设想通过这种类Landscape Urbanism的方式来建立一套公众参与型的城市空间发展体系“Another Utopia”。

左：Another Utopia：与柯布西耶“300万人城市”的乌托邦相对，桢文彦提出市民参与型的城市设计概念图

图片来源：《これからの建築理論》

右：代官山Hillside Terrace第六期中关于空间层次的草图

图片来源：《これからの建築理論》

提到公共空间的理想状态，他认为好的公共空间是让人有尊严的“一个人的场所”。这是一种介于个人与公共之间的暧昧状态，它不是我们在现代都市中常见的坐在百货商店电梯或者扶梯边上的椅子上打发时间的场景，而是在公共空间中也可以享受的“一个人的孤独”。如尼采所说，“孤独是我的故乡”。公共空间终究是为一个人的存在而设计的，是让人找回自己的梦与记忆的“故乡”。

左：Spiral中的散步道，朝向街道的窗边，放置着几把椅子，以便人们坐在窗边看青山大道上的车水马龙

右：代官山Hillside Terrace的咖啡厅，同一个座位，同一个欧吉桑。每次都点上1/4杯红酒和一份三明治，红酒喝过一半，开始慢条斯理地三明治，最后再喝一杯咖啡。这期间他一直望向窗外的庭院和道路，观察路上来往的行人。他就用这段时间，享受这种仪式化了的孤独一刻。

图片出自：《建築から都市を、都市から建築を考える》

“何塞普‧路易‧塞特是‘空间派’，他将人类和城市/建筑的关系从空间的视角来考察。而之后‘视觉派’逐渐抬头。如文丘里的《拉斯维加斯》、林奇的《城市意象》之类的景观论。‘空间派’却在变弱，而从别的视角来看城市的倾向在变强，这是60年代以来半个世纪的事儿了。另一方面，建筑师的职能，逐渐被别的专业领域所蚕食。比如照明由照明工程师来做、景观是景观建筑师来做。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工作，单是咨询就有15到20个，确实建筑师起着一起统领（organizer）的作用，但原本想做的部分实际却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中一个是责任的问题。全部交给建筑师的话人家会觉得不太好。法律上的责任分散为好，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趋势吧……”

而矶崎新的城市观基于在各种尺度间实现灵活变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在他看来，“城市是整体的框架和系统，建筑是其中的元素和内容。1960年代新陈代谢，建筑和都市间的关系，并非框架与内容的对立式存在，而似树干与树枝般的连续性。建筑就是都市，都市就是国家，建筑、都市、国家可以连续地思考，我称之为magastructure。”说到当今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如今，建筑的轮廓变得越来越模糊，建筑和城市之间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大概就像隈研吾先生现在做的这种类型吧。而这若放在60、70年代，是不会被欣赏的。虽然建筑实践的风向早已发生转变，然而建筑理论显得反应迟钝，我们还在用着那些陈词滥调来讨论今天的建筑。”

矶崎新的代表建筑作品

“建筑应该回归空间论。“空间”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建筑，既非内部也非外部。”——桢文彦

“之前没有空间·时间·建筑这些概念的日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被使用和感知的一个概念是‘间’，‘间’包含了空间·时间·建筑这三项”——矶崎新

“时间是顺序，而空间就是关系性。”——矶崎新

“空间是基于身体的感知。只要这一点不变，可感知的次元建筑师还是可以讨论的。”——矶崎新

间

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在1940年代出版了《空间・时间・建筑》一书，这本书的贡献在于用比较方法来研究历史，用空间的概念来分析建筑，并基于此提出了现代建筑的时空观。矶崎新说道：“吉迪恩继承了康德的先验概念，他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对建筑而言，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之前没有空间·时间·建筑这些概念的日本，在日常生活中始终被使用和感知的一个概念是“间”。“间”包含了空间·时间·建筑这三项，并可以和其它词一起组成日语中许许多多的相关词汇。放在现实语境中思考的话，时间是顺序，而空间就是关系性。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可以被理解为顺序和关系性，秩序（order）和网络（network）。”

当代城市物质空间的高度错综复合和虚拟空间的高速迭代成长，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建筑学的无力和过时。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渐渐模糊，建筑学渐渐褪去其神性和永恒的光环，“上帝已死”，“美、灵感、魔法、着迷、魅力这些词汇，以及平静、静默、亲密、惊奇这些概念”[7]已渐渐淡出当代城市与建筑空间的讨论范畴。

特别像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传统建筑学所标榜的氛围、场所性之类的经验性概念完全被地价、收益率之类的“价值”概念所置换。作为经验和感知的空间被信息化和数据化，传统城市理论在迅速崛起的信息文明面前仿佛小清新的花拳绣腿，无所适从。大数据技术从解析、模拟，到制定和优化城市空间策略，一切显得如此轻松和符合逻辑。这个时代的技术发展给人一种幻觉：“以后城市的事情只要交给搞信息科技的人来处理就好了”。

矶崎新的代表建筑作品

但矶崎新不这么认为：“虽然计算机将这种顺序和关系性置换成了0与1，在0与1的数字世界里不可思议的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考方式本身也随之发生着改变，但是身体的感觉、感知的方法并没有改变，只要是可感的次元我们建筑师还是可以参与讨论的。”

在对谈中，桢文彦提到了语言和日本文化的关系：“地域性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语言。日文中既有注音的假名，又有表意的汉字。这种语言形式有助于文化的多样性。简单的事物用平假名，逻辑性的概念用汉字。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可以说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间的不断交互（catch ball），建筑创作的时候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即使是谈理论，也并非完全用理性来理解，而是在其中注入感性。比如以京都为例，虽然格子状的平面是从中国学来的，但并不像中国那样围筑城墙，而是依山而建，建筑和自然之间形成了一段互相对话的边界领域，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空间学的对象。” 

京都城市空间结构

讲座最后，桢文彦再度强调：“建筑应该回归空间论。‘空间’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建筑，既非内部也非外部。传统日本的‘间’和‘奥’是十分优秀的空间概念，日本建筑不能失去这种传承。”甚至在讲座后的访谈中，桢文彦提议：“关于‘空间即幻想’这一点，也就是‘空间论’的话题，我觉得可以找机会我们三个人再来一场对谈。”

这始终是桢文彦最想传达出的一个信息：建筑，并非形态，而关乎空间与文脉，它是隐藏在人类文化活动中一种物理秩序的呈现——这也是他通过批判扎哈案试图向日本民众普及和推广的一套大众建筑理论。而对于建筑师，回归空间论也许就是学科边界不断被蚕食的今天重新定位自我的一个指南针。

上排（东京大学建筑理论及设计方向教授）左起：隈研吾、小渕祐介、大野秀敏、千葉学

下排（讲座嘉宾）左起：槇文彦、磯崎新、原広司

总结

代际传承的日本建筑师群像

桢文彦以现代主义正统接班人的身份继承了丹下健三的衣钵，作为三人中实践派的代表，他的项目遍布世界各地。在他看来，建筑是通过体验得到的东西，而不是通过大脑思考出来的东西。“不需要说明就能理解，这才是建筑”。而作为三人中思想派的代表，矶崎新一如既往犀利地纵横于政治、空间、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同时也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强调了身体性的体验和作为经验的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依然不可取代。作为三人中教育派的代表，原广司在日本本土之外几乎没有建成项目，其理论晦涩难懂，但却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他强调大学应该多做点无用之用的务虚的事情，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错误也并非完全无用。

依靠着日本建筑界独步世界的系谱传承能力，他们的思想种子在今天遍地开花，从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到个体经验的浅吟低唱，日本建筑在不断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也在不断自我迭代形成一幅枝繁叶茂的群像。大野秀敏接过了桢文彦城市研究的衣钵，以东大为据点向人口减少的新时代城市问题投去建筑师的关怀和回应，而大野秀敏的师门下又培养了以藤本壮介为代表的日本新锐建筑师。矶崎新虽未在高校执教却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深深影响了一代人，通过事务所他也培养了青木淳、坂茂、六角鬼丈、岸田省吾等大量优秀建筑师。原广司三十年教龄，桃李满天下，如今大名鼎鼎的隈研吾、山本理显、小嶋一浩皆出自原广司师门。

1960年代以降日本建筑师的系谱和运动，作者：五十岚太郎

“大学的使命就是发现新的问题和构筑新的关系性”

相比于早已名声在外的国际级大师桢文彦和矶崎新，原广司作为一号本土神人，可能是因为过于晦涩，除了一本散文集式的《世界聚落的教示》，几乎没有著作引进到国内。他批判现象学太过依赖于语言，所以他坚持用严谨的数理方法进行空间研究并最早开始尝试将模拟的方法用于空间记述，但与此同时他写出的散文依然感性而隽永；他长年探访世界各地村落，建成作品却似天外来仙般的巨构；他的田野调查和教育方式带着60年代的革命情怀和社会行动主义的痕迹，而同时，他又扎在哲学堆里，坚信“建筑是一种得了失语症的哲学”，甚至说过“以建筑为代表的艺术，将会取代哲学，因为21 世纪，是‘空间的时代’。”他身上的矛盾性张力大概就已经自我注解了他理想中的“建筑学之趣”。

右：原广司聚落调研手稿

在讲座的最后他说：“今天如果只让我说一句话的话，我想说：‘大学就应该有大学的样子。’大学的使命就是发现新的问题和构筑新的关系性，虽然职业建筑师可能很难立马将这种学问用于实践创作，但作为思考的建筑学，应该是自由的。大学时代就应该多用来思考，应该尽量与实践保持一定距离。”在原广司看来，建筑师的职业阵地在一点一点失守，然而大学这块学问的阵地决不能失守。大学就应该做点复杂的甚至不靠谱的事，就应该给思考留一个容身之地。

原广司三十年如一日脚踏实地地扎根大学，培育人才，这是他最宝贵的地方。学生回忆他在拉维莱特公园竞赛期间和学生一起，不回家也不去事务所，撸起袖子宅在大学研究室里不断地绘图并和学生讨论。在建筑这个圈子里，好的建筑师不少，好的理论家评论家也不少，但好的建筑教育者却屈指可数。如今，有志于建筑教育的老师因为大学的体制和建筑学非文非工的尴尬处境难以施展拳脚，甚至处处碰壁。今天的日本，一个沉寂的时代，大学生不再批判不再愤怒，教育者也充当着帮凶纵容着宽松世代的沉沦。唯有原广司及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我们留下一个坚定而光辉的大先生背影。

矶崎新笑称原广司是数学原教旨主义者，桢文彦说原广司说的那些数理的东西他搞不懂。笔者也并非完全认同原广司先生的理论和方法，但笔者无比向往一个充满着各种不同声音的大学和把建筑学当回事儿的建筑学科。

原广司的代表建筑作品

桢文彦在那天说：“与我们所度过的将近80年时间相比，我感觉今后在座的各位到80岁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的更加困难，你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要面对的是更加严峻和复杂的问题，想到这儿就不由得同情大家。”矶崎新也说，“我们已经到这个岁数了，已经差不多了，下面要看后来者怎么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了。”

回想起来，那已是2013年的事儿了。四年过去，世界仿佛换了个模样。ISIS到处搞事，大英帝国要脱欧，美国换了逗逼总统，里约在万众担忧下仍办出了洪荒之力的欢脱奥运，阿里巴巴在纽约上了市，阿尔法狗轻描淡写虐杀人类精英……在建筑圈，扎哈撒手人寰，她的国立竞技场方案在一系列排他主义的政治操作下不了了之，为后世留下了一串惊叹号。后来的故事正如大家所知的，那天讲座的主持人隈研吾击败了伊东丰雄，取代扎哈要在同一个敏感基地建一座看起来不那么庞大而已的新体育馆。大野秀敏老师从东大退了休。还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小嶋一浩先于他的老师们突然离世，令人唏嘘。世贸中心第一大楼重回美国第一高楼，却只能排到世界第六，“丢尽”摩天大楼鼻祖之国的脸。脏街也不再放浪形骸了。还有太多无法被事件化的日复一日的流变，建筑圈似乎每天都笼罩在不安和无奈中，四年过去了，世界如他们所说的，只会比当年更复杂和严峻了一点。

然而，建筑的发展方向绝并非线性的愈发清晰，相比于科技，它存在的价值还是基于情感与经验。建筑之所以还留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不仅因为它有一个延绵千年的本体，更因为它扎根在这尘世的真实之上，沉浸于消费的波涛之中，从未切断与切身世界的肉身关联。

他们仨的对谈留下了许多的问题，庞杂到什么都有，唯独没有的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