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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的精神 

哥特建筑并非源自凭空的臆造，而是来自于对既存建构体系的“优化”：

——肋拱（图1）：原型来自于历史悠久的“十字拱”，它能将竖向荷载转移到四角的支撑上。作为十字拱的“优化”，哥特建筑肋拱下方的“肋”作为永久性构件可以使施工不再需要模板，从而显著节约了施工时间。

图1 肋拱

——飞扶壁（图2，图3）：来自与早已存在的圆拱和独立于墙的扶壁的结合，这种哥特建筑中常见的结构体能起到分担墙体侧推力的作用。它以更主动明确的结构角色取代了被动受力的梁柱体系，平衡关系更加奇妙，且更加轻便经济。飞扶壁的出现使得建筑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此以前只能依靠巨型的支柱来实现。　

图2 亚眠大教堂飞扶壁的变化

图3 亚眠大教堂飞扶壁的变化

——快速、经济和宏大：哥特建筑创造性地回应了社会对建筑物提出的快速、经济和宏大之需求，并在百年间建立、完善了其主要的建筑原则。哥特建筑摆脱了墙壁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空间中充满了透过彩色玻璃窗的绚烂光线，这一艺术成就在当时达到了高峰，并影响了各行各业，建筑师也从砌石匠和雕琢工的行当中独立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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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的特征  

图4 巴黎圣母院西立面

哥特风格的教堂迅速风靡巴黎大区，早期的一批杰作包括了公元1131 年建造的努瓦永大教堂，公元1155 年建造的拉昂大教堂，公元1140 年建造的桑斯教堂。特别是公元1144 年建成的圣德尼的巴西利卡， 起到了范本的作用。1230 年，有25 处哥特建筑在施工（图5—图9），而到13 世纪末，这个数字上升到近80 处。

图5 哥特建筑便捷地建造方式1

图6 哥特建筑便捷地建造方式2

图7 哥特建筑便捷地建造方式3

图8 新建中的哥特风格的教堂1

图9 新建中的哥特风格的教堂2

在这一进程中，自公元1160 年开始建造的巴黎圣母院，处在了具有先锋意义的早期哥特和趋于成熟的盛期哥特交汇的十字路口。

作为12 世纪的建筑，巴黎圣母院的体量依然是很庞大的，窗洞不大，光线也很幽暗，中殿的拱顶每个单元都由传统的六分肋拱和两道梁构成。有趣的是， 半圆室走廊拱顶的奇妙设计给后世雕琢工们的自由发挥埋下了伏笔，而粗细相间的柱子，伴随着六分肋拱被四分肋拱做法所替代，也变成了下个时代所欣赏的均一的柱子。

13 世纪初，随着哥特风格的加速演进，大教堂进行了一次小规模改建：窗洞向下拓展以增加更多的光线；半圆室外走廊的两处拱顶新建了飞扶壁；中殿的屋顶构架与唱诗班厅直接相连，从而减轻了部分荷载；西立面在三个门洞和巨大的哥特式玫瑰窗的上方， 建造了两座由列柱、深纹饰、卷叶垂花纹装饰的巨塔， 这一后人盛赞为“谐调”的立面是整个哥特建筑史上最精美的一页。

1230 年，这一伟大工程基本完成。虽经调整， 建筑依然整体而均衡——这要归功于五位匿名建筑师默默无闻的奉献。巴黎圣母院给予后人的伟大启示在于：建筑作品的成功远远超越了为之服务的个人，而建筑整体的均衡统一应当胜过各部分的表现力及每个建筑师的个人表达。

巴黎圣母院长127 m，宽45 m，拱高33 m，是当时西方基督教世界里最大的教堂，然而它尚未完成就已经不敷使用了。为扩充空间从西端开始在飞扶壁的巨大立柱间建造的小礼拜堂未能形成重要的建筑影响。1250 年到1270 年，建筑师尚·德谢耶和皮耶·德蒙特厄依以精湛的技艺重建它来与十字耳堂的两翼相对齐。到1318 年，小礼拜堂工程彻底结束。

图10 圣母院高敞的室内空间

图11 巴黎圣母院不同时期的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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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莫测的历史  

1708 年，赫伯·德科特和他的儿子朱－罗伯特用一组华丽的镶嵌板和大理石雕塑取代了原先的牧师会唱诗班席位，雕塑的端头是名为“路易十三的愿望” 的圣母怜子像，由柯塞沃和库斯图完成，雕像位于高讲坛的后方。这个被公认为十分杰出的作品也是巴黎圣母院自14 世纪至18 世纪近400 年历史中仅有的佳作。

大教堂的室内装修也在覆盖上一层黄色粉刷后很快开始。1753 年，中世纪繁复而黯淡的彩色玻璃被透明玻璃所取代。1787 年，建筑师帕维移走了雕像、滴水口和顶端的装饰等一切悬挑在半空、岌岌可危的东西；为了能容纳游行队伍的华盖，杰曼·苏弗洛拆掉了 “最后的审判”大门的柱墩和最下方的门楣。1787 年，十字耳堂的尖顶因为状况不佳被拆除。1793 年大革命的暴行对建筑造成了破坏，但这尚不及1812 年神职人员将小礼拜堂的山墙改建为三角形山花式样（布隆尼亚尔）或是用莫来斯莫水泥 “修复” 雕塑（高德）的破坏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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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修复  

维克多·雨果1831 年出版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引起了人们对中世纪建筑的关注。而此时圣母院的破败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同一时期，弗朗索瓦·基佐开始推行对法国国家文物的清点工作，设立了文物建筑总监一职，并成立了文物建筑委员会。　　

1842 年，巴黎圣母院修缮工程的竞标结果公布， 265 万法郎的预算也迅即到位。修复圣礼拜堂时协助费里克斯·杜班的让·拉苏斯和刚刚30 岁但已经负责维孜莱教堂修复的维奥莱－勒－杜克赢得了合同。修复工作从1844 年4 月20 日开始，直到1864 年5 月31 日结束。拉苏斯在1857 年去世。

图12  勒杜克修复巴黎圣母院

修缮工作大刀阔斧地展开了：修复了立面、拱座和飞扶壁，立面石材被大量替换，使用的石头多达20 余种；修复了君王走廊的群雕（杰弗罗伊－德乔姆）、正门、滴水嘴、顶端花饰、怪物雕塑和小尖塔；修复了屋顶和铅皮覆盖的屋脊装饰、塔尖和南北塔楼的钟楼；恢复了中世纪式样的彩色玻璃窗（热朗特和斯坦海尔），湿画法的壁画，1403 年的管风琴和1730 年的管风琴箱，以及所有的家具；重建了圣器收藏室和长老会堂……这些工程据说一共花费了800 万法郎。

整个修复工作是在勒－杜克极端严谨的指导下进行的。最好的例证就是收录在其著作《11 世纪至16 世纪法国建筑词典》中的“塔尖修复”。在仔细研究了13 世纪的遗迹之后，他通过历史分析方法推断出原初的格局。在观察到废墟的薄弱之处和可能的病因（风）后，以结构分析方法制定了复原计划，其中包括必要的改动和加固措施。最后，从建筑分析出发， 对圣母院外轮廓进行整体考虑，勒－杜克认为有必要把塔体增高13m。他认为文物建筑的修复目的不是为了创造艺术，而是服从那些业已消失的艺术，从而恢复和延续建造之初的理念。他设身处地视自己为13 世纪的建筑师，不为保存而保护，而是创造性地修复。

修复以后的圣母院再次呈现出均衡一致的面貌。正如马塞尔·奥贝尔所说，虽然有些原则仍值得商榷，但修复中所体现出的诚意和天赋值得所有人尊重。这是19 世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修复，同时它也见证了文物建筑保护部门的诞生，从而成为这段遗产保护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图13 1844年的圣母院立面

图14 1864年立面

图15 怪物雕塑的修复草图

图16 修复的怪兽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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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工作  

19 世纪下半叶到20 世纪初，通过一些去除病害的表层“美容”措施，圣母院重新焕发了青春。但是1936 年的坠石事件让人们开始关注圣母院结构的脆弱性和建筑的老化问题。20 世纪圣母院的保护工作有三类：保护、修复和安全。

5.1 保护　　

20 世纪巴黎圣母院最早的保护工程是1938 年欧尼斯特·海皮斯对西塔楼进行的工作，二战时被中断， 1955 年完成。

1968 年， 文化部长安德烈· 马尔罗发起了对巴黎文物建筑的清洁运动，以此为契机，圣母院在1968 年8 月到1970 年11 月间，进行了清洗和加固立面工程，这是由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ACMH） 伯纳德·维特里负责的。

1988 年，得益于病理学和破坏机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20 世纪60 年代成立的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LRMH）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系统的健康调查， 该项工程由新的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伯纳德·丰凯尔尼完成。虽然没有发现任何结构性问题，但仍揭示出建筑保护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19 世纪修复立面时采用了过多种类的石材（在西立面多达18 种，仅仅是“最后的审判”大门上就有8 种）。今天，我们知道这是立面石材严重破损的原因，而强水硬性灰浆的使用更加重了损害，暴露在外的部位受损尤其严重，原初的和修复的石材都受到了影响，而这显然是一百多年前的勒－杜克所无法预见的。

在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协助下，伯纳德·丰凯尔尼展开了用与原初石材相同属性的石头来进行替换的研究。这项技术被用于1994 年到2000 年的西立面修复和随后在2003 年到2006 年的北塔楼修复中。灰浆也用弱水硬性石灰进行改进，目的是使暴露在外的部位重新达到同质化。在这次修复中，对1968 年以来清洗立面的各种新技术如喷砂清洗、雾洗、水或碳酸铵擦洗、激光清洗等进行了应用，立面表层的清洁效果得到了显著改善。同时在正门雕塑、君王走廊群雕、玫瑰窗和第一层窗户的表层发现了珍贵的彩画遗迹，为中世纪建筑的色彩研究提供了信息。

图17 君王走廊群雕

在“去除不当修复”工作开展的同时，对勒－杜克所完成部分也进行了严格的保护，例如对勾勒出高耸屋顶剪影的铅皮屋脊的保护等。在哥特建筑历史上，圣母院没有在插图和圣物盒上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因此勒－杜克用自己的方式设计了最可能的构造方式——在铁制框架上包铅。但铁框架的腐蚀导致了大范围的严重变形。而对这些构件的原样更换则需要铅屋面工、铸造工和木匠等传统工艺和专业知识，这也为保护这些行业提供了机会。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中殿的西端开始保护，1980 年唱诗班厅和十字耳堂的南翼继续施工，直到2009 年， 中殿和十字耳堂的北翼才终于完工。

图18 屋脊木材损毁状况

图19 屋脊修复过程1

图20 屋脊修复过程2

图21 屋脊修复过程3

图22 屋脊修复过程4

图23 屋脊修复过程5

5.2 修复　　

今天的工作主要是关注于保存，但其中也有修复的部分，举两个例子：跟其他教堂一样，圣母院有一组包含八个小钟和两个大钟的钟琴。从13 世纪到15 世纪，这些钟琴被陆续安置在两个西塔楼上。法国大革命期间，除了大钟，其余的钟都被熔毁了。1851 年， 勒－杜克试图重建的两个钟架也一直没有完工，只有大钟和4 个音调糟糕的小钟安置完毕。为了纪念圣母院建成800 周年，人们计划完成这组钟琴。通过对文献的深入研究，精确认定了每个钟的大小、重量和音符，并详细研究了钟声对于钟架和周围石材可能的影响。经过咨询，国家文物建筑委员会批准了这项工程， 预计在2013 年复活节时完工。

第二个例子是巴黎圣母院的一项非常“前卫”的修复工作。圣母院1235 年到1245 年建造的玻璃窗在1753 年被拆除，后来勒－杜克又按照当时的哥特风格（特别是布尔日大教堂）重建了这些彩色玻璃窗， 他按照中殿是暗淡的灰色而圣堂是绚烂的彩色的原则来安排这些窗子。但是在1937 年，年轻的玻璃彩绘师试图纠正这种主殿是“苍白而憔悴”的灰色调的论断，建议代之以现代的彩色玻璃窗。这个大胆的建议引起了关于当代艺术运用于文物建筑中的讨论，而巴黎圣母院的特殊地位更激化了这两个阵营热烈讨论的程度：一方认为为了维护圣母院的统一性，应当保留勒－杜克的窗户，这是一种克制和折中的方式；而干预派一方则主张圣母院应成为一座当代的、有生气的教堂。媒体也热炒这一主题，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个各执一词的争论持续了30 年，人们制作了一些模型、实验性的镶嵌板、临时装置，召开了六次文物建筑高级委员会会议。直至30 年后的1964 年，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最终批准了用彩色玻璃边框围合不规则灰色玻璃窗的方案。这个方案被认为尊重了教堂内光线的平衡和规律，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1965 年6 月17 日，工程完工。这个案例开启了文物建筑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大门。当然，对勒－杜克工作的评价今天已有所不同，如果他的窗户保留至今，很可能会被顶礼膜拜。

5.3 安全　　

巴黎圣母院，既是一个令人仰慕的景点，又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国家遗产，每年吸引了大约1300 万名游客。这必然带来对公众和建筑安全上的要求，因此在保持建筑真实性前提下，防火和防雷方面采用了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对1180 年到1220 年间的木构架屋顶）。同时为防止游览路线中的游客坠楼和自杀可能采取了相应措施，并优化了残疾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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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今天接受着文化部主导的不间断监测，所有相关的工程项目受到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的监督，法国国家建筑师（ABF）负责安全和日常维护。在国家预算支撑和文物建筑研究实验室及相关专家和研究机构支持下，巴黎圣母院的保护采取了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任何干预的需求，在评估后按照紧急程度来排序。前期和深入研究在文物建筑主任建筑师监督下进行， 研究结果进行专家评审，并须由文物建筑总监批准方可实施，如有必要的话，要提交文化部科学和技术监督委员会批准。

工程的实施是在招标的要求下进行的，无论是拥有传统技术还是现代技术的业者和匠人都可参与。任何应用的技术都需要经过研究并曾成功运用于实践。

今天，人们已经制定了未来十年的计划。除了这两年的工作，时间表中特别安排了中殿、十字耳堂和唱诗班厅飞扶壁高处立面的保护（五年计划）和圣器室高处的修复（两年计划）。总之，我们应珍惜每一年的时间，来呵护我们的遗产。

图2. 13 世纪初的亚眠大教堂（图片来源：同图1）  

图3. 亚眠大教堂飞扶壁的变化（图片来源：同图1） 

图4. 巴黎圣母院西立面（图片来源：张鹏摄）

图5—图7. 兴建中的哥特风格的教堂（图片来源： MACAULAY DAVIS. Cathedral: The Story of ItsConstruction[M]. New York: Houghton M i f f l i n C o m p a n y , 1973: 28, 50,55.）

图 8，图9. 哥特建筑便捷的建造方式（同图5: p24-25, p34-35.）

图10. 圣母院高敞的室内空间（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11. 巴黎圣母院不同时期的改建（图片来源：同图10）

图12. 勒- 杜克修复巴黎圣母院（图片来源：同图10）

图13. 1844 年的圣母院立面（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14. 1864 年立面（图片来源： 同图13）

图15. 怪兽雕塑的修复草图（图片来源：同图13）

图16. 修复的怪兽雕塑（图片来源： 同图13）

图17. 君王走廊群雕（图片来源： 张鹏摄）

图18. 屋脊木材损毁状况（图片来源：本杰明·穆栋提供）

图19—图23. 屋脊修复过程（图片来源：同图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