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光明城知乎机构号在【如何评价贝聿铭先生所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一题下的回答。文章作者朱亦民，原载于光明城出版的《后激进时代的建筑笔记》。

问：如何评价贝聿铭先生所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

答：1978 年，当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受邀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国刚刚确立要在 2000 年基本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目标，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中央政府和北京市的官员希望他在故宫附近设计一幢二三十层的现代化高层旅馆，为中国建筑树立一个现代化的样板，同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追求现代化的标志。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显得十分荒唐，在当时却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现代化的急切向往。

贝聿铭回绝了这个建议。他希望做一个既不是照搬美国的现代摩天楼风格，也不是完全模仿中国古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最后，贝聿铭选择了在北京郊外的香山设计一个低层的旅游宾馆。 1980 年，贝聿铭在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时这样说：“我体会到中国建筑已处于死胡同，无方向可寻。中国建筑师会同意这点，他们不能走回头路。庙宇殿堂式的建筑不仅经济上难以办到，思想意识也接受不了。他们走过苏联的道路，他们不喜欢这样的建筑。现在他们在试走西方的道路，我恐怕他们也会接受不了……中国建筑师正在进退两难，他们不知道走哪条路。” 他表示，愿意利用设计香山饭店的机会帮助中国建筑师寻找一条新路。

贝聿铭所设计的香山饭店方案是一个只有三到四层的分散布局的庭院式建筑。它的建筑形式采用了一些中国江南民居的细部，加上现代风格的形体和内部空间，是“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特征的现代建筑”。

在差不多四年的时间里，贝聿铭和他的设计团队不辞辛劳，克服种种困难以实现他的意图。香山饭店是围绕一系列庭院空间组合而成的建筑，园林景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贝聿铭为了完整地表现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境，说服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副总理，从远在云南的石林景区采集搬运了 230 吨的石头到香山，供造园之用。在施工的过程中，驻现场的建筑师必须和消极怠工的施工队作斗争，和当时中国社会大锅饭体制下的种种规章制度周旋，甚至到了开幕前一天，贝聿铭和他的夫人要亲自清扫大理石地面上的污物，他的助手要把马桶一个个擦干净。

在建造过程中，香山饭店已经受到中国建筑师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贝聿铭也在一些场合对他的设计构思作了阐述和解释。但中国方面对香山饭店并没有一面倒地加以赞美，而是既十分好奇，又充满了疑虑。

香山饭店落成投入使用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这栋建筑进行了报导。《人民日报》这样写道：“一开始，香山饭店似乎并不引人注目，甚至有些怪异……这种建筑在中国北方很少见，有些人甚至觉得它太素淡。如果你进饭店看看，你会觉得别有洞天……” 建筑界的官方媒体《建筑学报》专门组织了研讨会对香山饭店进行评论。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国的建筑师从各个角度对这栋建筑展开讨论，表现出了有保留的肯定态度。大多数建筑师折服于贝聿铭高超的设计手法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对香山饭店的空间和细节的处理、造型的丰富和统一性、对传统形式的借鉴和转化，以及建筑与园林景观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都大为赞赏。

另一方面，对香山饭店的批评集中在建筑之外的一些状况。一些建筑师认为贝聿铭选择在香山设计一个四星级旅游宾馆的做法根本是错误的，从旅馆经营的角度看，香山并不是一个大的风景区，离市区不过二十几公里，游人可以一天之内游完主要景区，回到市内过夜。在此处建造一个300 多间客房的旅馆，客源无法得到保证。有一些建筑师指责贝聿铭滥用政府给予的特权，在此地建造一个 38 000m2 的庞大建筑群，尽管采用分散式的布局，仍然砍伐了不少上百年的古树，而且造成对香山自然环境的污染。贝聿铭为了特殊的建筑效果，不惜采用磨砖对缝这样的传统手工做法，大大提高了建筑的造价。极端例子是灰砖价格高达每块十元人民币，庭院中的鹅卵石甚至比鸡蛋还贵。他动用政府资源从云南搬运巨石的做法也为人所诟病。还有人认为，如果政府能像尊重贝聿铭那样尊重中国本土建筑师，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也能创造出同样的精品。总体而言，香山饭店所引起的争议和它的影响力在 1980 年代初期没有任何其他建筑能比得上。但由于贝聿铭无人可比的特殊地位和对项目的完全控制，加上项目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多数人认为香山饭店虽然是一个好的艺术品，但不可能如贝聿铭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中国建筑未来发展的样本。

贝聿铭的传记作者迈克尔 · 坎内尔在谈及香山饭店时认为，“中国方面对香山饭店的反应不冷不热，这是由于理解上的差别太大，他们无法欣赏贝聿铭代表他们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坎内尔的观察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中国建筑师对香山饭店在艺术上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当时的政府、大众和建筑师所不能或者说不愿理解和接受的是贝聿铭在香山饭店背后的文化意图，或者说对西方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模式的批判。坎内尔无法体会到的是，当时的中国社会和贝聿铭所处的西方语境之间在关于现代化的认识上所存在的巨大落差。实际上在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初，中国社会和建筑师都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既不是现代风格、又非传统形式的建筑，或如贝聿铭所说，一种并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在经历了 30 年对西方世界的隔离状态之后，中国突然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间存在着巨大差距。这种落在人后的意识使中国社会整体上对西方存在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寄托和想象，把西方当作追赶的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希望用西方的现代化成果和手段来解决经济、技术和文化各层面的实际问题。中国没有也完全不可能在重新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开始阶段就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复杂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在建筑领域也同样如此。

对中国建筑师来说，很难感同身受的是贝聿铭所处的美国社会和文化环境。在关于香山饭店的争议中，很少触及到这个建筑所卷入的建筑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争，而这个话题在当时的美国建筑界正处在热烈讨论之中。贝聿铭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美国和欧洲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个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的时期，在 1950 年代基本完成了城市更新和扩张的过程，以及由工业社会向以第三产业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现代主义建筑和规划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重要的工具。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西方社会对现代主义及其功能主义理论的负面影响开始进行反思和批判，在美国，社会和大众把城市更新所造成的城市衰败问题归罪于现代主义理论及其规划原则。在艺术上，对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及排斥历史和多样性也较为反感。从1960 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作为消费社会多元价值观的代表出现在美国，它倡导抛弃现代主义的抽象语言，向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学习，主张用兼容并包的原则取代现代主义以功能为核心的规划和设计理论，热衷于从历史的形式中寻找灵感。到 1970 年代末，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学术讨论中成为一个主流话语。贝聿铭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美国背景下接手香山饭店的设计。而当时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前现代的状态中，在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中，现代主义还是一种受到批判的、反映了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艺术风格。中国建筑在改革开放之初，首要的任务是恢复现代主义的合法性，重新普及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历史阶段的差异也是中国建筑师无法接受贝聿铭的非西方式现代模式的实际因素。

由于中国当时对外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渠道问题，中国建筑师大多对于美国的讨论一无所知，对于山饭店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也少有讨论，而是按照国内的话语系统把香山饭店当作探索民族形式和现代手法结合的案例。可以说，围绕香山饭店的对话，贝聿铭和中国的建筑师处在一种错位的关系中，贝聿铭从一种西方的视野试图为中国提供修正的现代主义模式，而处于启蒙阶段的中国建筑师完全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贝聿铭对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的忧虑，以及他在香山饭店的形式探索背后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进行调节的企图很难被中国建筑师所认同。另一方面，贝聿铭毫无疑问持有一种美国式的建筑观，他把建筑形式当作建筑实践中最重要的东西，这样的处理无疑简化了中国建筑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是，贝聿铭无法感知中国建筑师在现实和历史压迫之下的紧张感，而把所有注意力放在建筑形式的艺术效果上。这是他不惜采用超出当时社会条件的手段来实现设计意图的真正原因。

所有这些社会和历史的境遇和条件，决定了香山饭店从它建成的那一天就成为激烈变化的现实之外的玻璃暖房中的奇花异草。贝聿铭的文化抱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80 年代注定不可能实现。香山饭店的成就被完全认定为艺术形式和建筑语言的创新。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建筑师把它当作一个建筑形式的范例加以模仿。

陈从周,赵无极与贝聿铭在香山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