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成了：我不用担心明天这些东西就会被破坏，因为社区里的居民参与建造了这个公园，他们对它有所投入；如果只是我做好了公园，然后直接把它送给这个社区，那么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并不属于他们，那么就会有破坏，没有人会关照，垃圾遍地。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89篇讲座。

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20日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Domestic（“居家的”）系列演讲，本场讲座由Germane Barnes主讲，原标题为 Porch: Politics as Usual “门廊：还是老样子的政治” 。讲座由普林斯顿大学俞洲总结整理，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刘昭吟作引。

本讲座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刘昭吟作引

近年在中国，社区营造成为热词，发端于城乡规划、城市管理、社区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倡议参与式、协商式、民主化、以人为本的决策和实施过程。

这听来仿佛老调重弹，没错，是老调重弹，因为老调经常没弹好，总被成功学带入误区——为人民服务滑入为领导服务，群众参与滑入有偿发动群众，理性协商滑入人情绑架，公共领域滑入利益交换——这个误区充斥着简单的表层答案，导致社区发展和治理益发弥漫无力感而无法前进。

专业学科为职业教育急于问社造模式，而“模式”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易滑向形式主义遗忘本质问题；也许该问的是，在此社区营造反射社会重建的机遇中，专业学科要培养的是怎样的专业人和专业过程？本文提示的答案是：心无杂念的傻子，与群众同呼吸，与活生生的人一起亲力亲为。

讲座现场

今天让我们讲讲Opa-Locka。这个项目其实是我和我毕业论文的两个老师——Jennifer Bonner和Christian Stayner一起做的。我的毕业论文关于身份和建造环境，特别是关于我们身处的场所会如何使我们改变行为表现；就像学生上课的时候会很乖，但一旦你背过身去他们就开始乱来了。他们告诉我，有一个能够把这个项目实现的机会，问我要不要加入。我来了之后第一个建议是，我们中应该有一个人真的住在这个项目的社区当中。

他们问为什么要有人住在那里。这是因为你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一个黑人社区或者低收入社区里面，你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对他们最好的。你去社区里见几个人、办几次社区见面会、去几次项目现场是一码事，但真的搬到那个社区里，在那里生活，去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Opa-Locka

上面这张图是迈阿密，箭头指出来的地方是就是Opa-Locka——基本没人知道这里，除非你听Rick Ross或者Trick Daddy那一类的音乐。然而非常讽刺的是Opa-Locka有个机场。所以每当J-Z，碧昂斯或者马克扎克伯格来迈阿密的时候，他们先在Opa-Locka落地，然后马上就以他们最快的速度钻进一辆黑色轿车离开这个区域。

面对这么一个地方，我们的概念是社会的可持续——社区的可持续与资金的可持续，而且是要在城市尺度上做到。所以我一个人，从阳光灿烂的洛杉矶搬了到了这个被叫做“三角地”的、废墟一样的地方；曾经有一段时间，“三角地”有着全国最高的谋杀犯罪率。我当时天真地以为，既然我能够在芝加哥西部长大* ，既然你把我丢在那儿的任何地方我都没什么问题，那我在“三角地”也应该能活下去。

* 芝加哥西部和南部以混乱暴力的街区著称。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并非在贫穷的家庭中长大，但我的确知道在一个贫穷的社区中长大是什么样的。因为有很多有色人种和类似种族的人住在一起——你可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但你隔壁可能就是低收入的人。所以对我来说家就像一个泡泡，父母里一人上过大学，一人经营生意，我上了城里最好的学校，学费接受资助。但当我离开家门的那一刹那，世界全变了样：毒贩在一个街角，黑帮在另外一个街角——很幸运的是我认识那个帮派成员，他们看到我就让我过去了。这个社区就是这样：如果你做了正确的事情，你应该会得到这个社区里的犯罪分子的保护。（现在的社区好像不大一样了，但我那会儿是这样子的。）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既然这孩子知道怎么离开这里，他就有机会去更好的地方；如果他做到了，我们能为他自豪，所以我们现在帮他离开这里。我觉得这个规则在三角地应该也适用，所以我就搬去了那里。

我们的项目就在这两个地方

上图左下角是老市政厅，一个摩尔复兴式建筑。Opa-locka的全名是Opa-tisha-wocka-locka，是来自当地原住民的语言，但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城市应该是始于1914*，是由一个名叫Glenn Curtiss的飞行员规划的——这座城市的规划和迈阿密著名的椰林地区的西班牙复兴式建筑，以及迈阿密海滩的装饰艺术风的建筑是同时期的，当时这种“主题城市”的概念影响很广泛。Curtiss颇为喜欢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所以城市里有很多类似主题的东西。这个地区现存一百多个被录入历史建筑名录的建筑，是西半球拥有最多摩尔复兴式建筑的地方。来到这里，你会感到你仿佛走进了一个奇怪的媚俗的（Kitsch）、废弃的迪士尼乐园。

* 维基百科写的是1926年。

大概给你一个摩尔复兴式建筑的印象：上图左边的是消防局，右边是Opa-locka发展合作会的办公室——后来我们和合作会有很多合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场一千零一夜的主题活动，背景的建筑物就是Opa-Locka的一幢建筑 (Romer Collection, Miami Dade Public Library)

Jennifer和Christian在2013，也就是项目开始一年又几个月之后就离开了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发现，和社区一起工作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事情，而Jennifer和Christian还有其他的工作要去做。一般的私人项目、计划和资金统筹都非常清晰，我们会有几个步骤，走完了步骤房子也建好了。但当你真的和社区一起工作，让他们发表意见、给予他们权力的时候，项目就可能要走个两三年了。居民们就住在社区里，他们有的是时间慢慢参与，但设计者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看到我搬过去了，合作会问我是不是会留下来，把控这个项目的进展，我说当然。最后我在Opa-locka住了四、五年，直到一年前，85%的项目都完成了，我才搬出去；但也没有搬远，搬到了大家熟悉的那部分迈阿密。

这些照片能告诉你社区里“非摩尔复兴式”的房子大概什么样。这个地区所有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大概是12000美元；你可以想象一个四口之家——这基本上是没什么钱。除此之外，这个区域里还有大量的社会保障房。

他们很喜欢这种荧光和霓虹色的房子——这在老的社区中是很少见的。

这就是“三角地”

拦在路中间的护栏

在这个地区犯罪猖獗的时候，政府想到的最好的降低犯罪的方法就是在每条街道的尽头都栏上护栏——实际上这就是像监狱一样把里面的居民关起来；要开车进去只有一条路，进去了你就困在那里了。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在这个社区长大，但是全部都逃走、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很多无主的房子就在那里自己破败。

这个区域内一个公园都没有。当我、Jennifer和Christian三个人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现，居民们把一小块草地当作公园。于是起初我们就在这里举办活动，直到我们有了足够的资金，才修建了一个真正的公园。

“Christian和我”

我走遍了整个街区，给社区里的每一幢房子都拍了照片，也好和房子里的居民套套近乎。但在第一天，人们很生气，认为我是警察局来的；他们问我为什么要拍他们的房子。我就说我是个学生，在做一个项目。最终他们接受了这个说法。

我一共拍了150个房子，而其中有一半是教堂；我再说一遍，150个房子，其中百分之十五是宗教建筑。在低收入社区里面你会发现，他们和信仰的联系非常紧密——即便参加仪式的可能只有牧师和他的老婆* ——但这仍然非常重要。在这里，宗教成了一门生意，而不是真的为社区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所以会存在这样奇怪的情况：一个牧师，在一条街上有九个房产；而且别的街上的牧师也是这样。这些教堂就像寄生虫一样让这个社区无法前进。有的时候我无意间碰见他们，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去教堂，孩子！”，而我有其他事情要做，于是只能拼命打马虎眼，然后从另一条路逃掉。

* 即使只有两个人参加仪式这座教堂也要存在。

社区的大致样貌，其中紫色的是教堂

上图右下角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教堂。我们不知道这座教堂到底属于谁，它原本的主人去世了，而原主人家里有五个小孩，当他们知道我们觉得这个教堂不错，想要买下来改造，就向我们开出了五倍的价钱——这是这个社区里另一件很常见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他们这个价格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们就索性把教堂拆成了平地。

其中一张照片是个烧烤摊，虽然它大概违反了每一项餐饮经营规定，但是它仍是这个区域最好的烧烤。在佛罗里达法律里，如果你的营业额低于一万五到两万美元，你就可以在家做生意，而不用搬到特定的商业地点去。所以这里有很多人在家经营餐饮、理发等等一些能够帮助你起步的小商业。我们试图将这个作为一个杠杆，从内部促进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引入外部的商业。

Jennifer在和社区居民一起搬活动的东西

这差不多是我住进来八个月之后：我没有被枪射中，也没被偷东西，所以那些当初劝我不要搬来的危言耸听，一个都没有实现。

我们做的公园

在和社区居民交流了一年半之后，我们最终敲定了公园的设计。这是一个我、社区发展合作会、各种非营利机构和KaBOOM!之间的合作——KaBOOM! 负责公园日常运营，我则去申请资金，还有社区的社工做了很多体力活。

建造过程

在建造过程中，我们在场地上放了一些食物；当时就有四五个人在街边围观我们工作。其中一个人是社区里的一个毒贩，他看着我切木头，然后盯着食物看，就好像在说：我不想工作，但是我想要那些食物。

我直接问他们，“你们是饿了吗？你们帮我们切这些木头，我们可以把这些食物给你们。”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切，而且也不想弄伤手指”

“没关系，我教你，过来，我们可以做到的。”

其中一个勇敢点的过来了。我们组成了一个流水线——切，组合，钉牢。他最后帮了我差不多两个半小时，直到他说他必须得去接女儿了。

在我们建造完成的当天，我看见之前来帮我们的那个家伙带着他的女儿一起来到了公园的运动场。他告诉他的女儿：“看，这是你爸爸帮着建的。”

听到这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成了：我不用担心明天这些东西就会被破坏，因为社区里的居民参与建造了这个公园，他们对它有所投入；如果只是我做好了公园，然后直接把它送给这个社区，那么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并不属于他们，于是就会有破坏，没有关照，垃圾遍地。就像相比起你父母给你买的鞋，你会更爱惜你自己花钱买来的鞋子。人就是这样的。

社区里的居民在日常休闲

看这张图里人们背后墙上的壁画——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这栋房子是谁的，但是事后请求原谅总好过一直干等着谁的允许。而且我们说了，只要有问题可以直接来找我们；因为我们就住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完成的公园

公园里有各种健身器材，还有娱乐的牌桌，这些都是居民需要并且日常使用的——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使用、照顾这些设施。我们无法、也没有想过依靠城市维护——Opa-locka城市本身的财政已经崩溃了。如果你在谷歌上查一下就会发现，这里的官员永远都在接受FBI的调查（因为贪污或者其他事情）。

“Thrive”，这是在另外一个项目

这是公园之外最大的一个项目，包含了艺术和创意中心、壁画项目、都市农场（Opa-Locka没有什么供给食材的地方）、提供经济机会的集市、舞蹈工作室、艺术特许学校，还包含了一个老火车站。

摩尔复兴建筑改造的舞蹈工作室

在这些项目中，作为住在这个社区里的设计师，我负责深化设计，而由于我还没有通过建筑师执业考试，因此工程图纸会交给另一位建筑师负责——也许等我考出了执照之后，所有工作会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为了控制成本，我们直接放弃了二层的结构。一层楼的有跳舞用的大地板，还有预留个社区的一些办公空间

集装箱改造的艺术创意中心

社区农场，根据居民日常烹饪习惯选择种植的蔬菜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乐队课程，一些名人也会来参观，我们还用这个空间来举办很多的活动，比如庆祝新生儿出生、婚礼接待、舞会、画展——这些都是以前居民们想要却没有的。

马路绘画

当一个外面的艺术家或者建筑师要来的时候（就像在“马路绘画”这个项目里），我就要担当起项目负责人和联络人的角色。因为社区发展合作会里没有人有建筑相关的知识，所以需要由我来处理所有相关的市政基础设施等问题。

后来，我被一个专员提名，在市政规划委员会工作了两年；在那里，我的工作就是在城市规划政策上面对他们进行引导。我发现，通过政策产生影响比通过建筑产生影响容易，因为在政策或者资金上做一些事情比修建新建筑来得快。这里的实体空间已经有六十年没有更新了，没有规划，没有划分住宅区也没有划分商业区。这里对景观也没有要求：当你走在街上的时候，根本没有树提供遮蔽——而去过的人都知道，直接走在迈阿密夏天的烈日下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所以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更新政策。现在他们通过了住宅密度规划，有了规划会议，将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亚马逊刚在Opa-locka市中心完成了新的投资。房子的交易量也提升了。我们希望这个趋势能持续，地价也能够上涨，这样我终于有一天可以完成我的工作，离开迈阿密。

谢谢。

问：你可以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你是怎样和当地社区的人接触的吗？比如像这个公园，具体的形式是怎么决定下来的？还有我看到了一张照片里有纸箱子做的房子，那个也是通过沟通决定的吗？还有关于你最后说的那点“影响政策比建筑更容易”。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因为在我看来，大多数建筑师最后都诉诸于形式，因为他们对于政策没有什么影响力。你是真的这么觉得的吗？

答：我一个一个来回答。我想要搬到这个社区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和居民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当我搬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社区活动家住在那里了；他读完研究生之后，由于想为当地做一些事情，所以回到了这里。在前六个月当中，他带我去拜访了每一位社区领袖、所有的牧师、所有非营利组织，他们全部都认识我，知道我在这里的工作，认得出我开的车。他们会问我们打算做什么，也会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什么——很多诉求。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谈话，而每当我们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叫他们。

我们和合作会一起举办过很多交流。合作会给社区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服务：社会工作，健康提案，住房咨询，经济扶持，还有金融相关的培训。我经常去参加这样的活动，在现场问：“嗨，正好大家都到齐了，我想问问你们的社区需要什么。”最棒的是孩子们，他们还不会像大人一样世故，会告诉你真正的回答；而且如果你能抓住孩子们的心，那么他们的父母也会来。

一开始做画廊的时候，我们找了很多有名艺术家的作品。结果是我们招待了很多迈阿密的上层人士，但Opa-locka的当地人并没有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作品和自己没有关系。

在一次交流会上，孩子们告诉我们，他们只是希望有尬诗擂台赛* 或者自己创作作品的活动。所以现在我们有月度的“画趴之夜”** ，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出活动；我们还有瑜伽，经常爆满。

* 一种娱乐性质的诗歌朗诵比赛。

** Painting with a Twist，一种可以大家一边喝饮料一边学绘画的绘画聚会。

包括公园的设计也是这样的。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画画，然后把画收集起来，在设计过程中反复细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项目的周期会变得非常漫长，因为你需要一遍一遍地沟通，而不仅仅是单方面说， “我们设计了这个，你们有没有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拿去建了。”

下面是你关于法规的问题。在建筑领域，我发现大家害怕“责任（liability）”。人们被这个词吓怕了——“我才不想被起诉”。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自发限定自己的工作范围，只对形式（form）负责。但是我们发现，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如果你抱有这样的想法，你实际上并不是在为了使用者设计；而如果你不是在为了使用者设计的话，你又怎么给使用者赋权呢？我可以通过法规去做。

我正好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里，所以我可以相对轻松地做出改变。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比如让退线更加合理，或者添加景观，或者创造步行友好的城市，或者智能城市。这是你从制度上为未来的建筑师创造可能和必要的基础设施。这都是法规能做到的。

我们和规划师一起完成这部分的工作——由于没有城市规划的背景，我只能现学现卖；但是当开发商玩弄专业术语、试图在市政这里占一些便宜的时候，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然后果断拒绝，因为他们想做的事情可能不会对社区有利。这就是其中的利益冲突。委员会有五个人，我会尝试去给他们不带偏见地“翻译“那些开发商提议里的“潜台词”，让他们明白实际上这些开发商想做什么——因为这些委员会的人也只是在做志愿工作，他们完全没有建筑和法规的经验，只是贡献出周二晚上的时间，坐在那里听一些人讲他们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所以开发商都很讨厌我，因为我每次都可以解读他们说的话。

所以如果你幻想你是那种“我要改变建筑世界”的人，你需要依靠一个能影响法规的人，否则你可能就会陷入泥淖，搞不清楚状况，然后你可能会得到处道歉，因为你会搞砸很多事情，而且还可能是不合法的。

问：我也来自芝加哥，我比较担心的是在这之后这个社区会怎么样。比如芝加哥的606项目* ，项目本身非常好，但是因为更新意味着社区原住民被赶出去，所以社区里的人都在试图让这个项目停下来。所以作为建筑师，你怎么知道这个项目是会对社区居民有利还是有害？

* 类似于芝加哥的高线公园。

答：有些时候人们会关注短期利益。因为在很多这样的社区里，会有人来出两倍的价格收购你的房子，而说服房子的主人不要那么轻易地卖掉房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们面临的选择是，应该拿这笔钱让自己的生活得到立竿见影的改善，还是留着自己的房子。有些人选择快钱，因为他们不得不这么做：他们需要去偿还贷款，有很多的孩子要抚养，家里好几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你很难让他们不这么选。但同时你也知道这样的话，原住民就不在了。但是如果交易真的发生了，士绅化这个大问题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是一个大家闭口不谈的秘密：如果你真的希望这个社区变好，你不得不换掉其中一些原本就住在那里的人，你没得选。因为当一些人一旦接受现实、习惯、混乱，就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在Opa-locka碰到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既不来帮忙也不觉得现状能改变，只会袖手旁观说风凉话，无论什么都要踩上一脚。你只能接受这种情况。

在这些社区里——就像芝加哥Dollar-lots项目* ——你只需要给人们信息，因为一旦你给了他们信息，他们做了他们自己的选择，这就和你没关系了。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这些人这些信息，而他们并不明白自己的决定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了这样的立场，你才可以继续考虑你作为建筑师的责任是什么。

* 一个可以以极低价格买进你所拥有的土地旁边的城市所有的土地的政策，用于促进社区活力和土地有效利用。

问：我对于你讲的教堂的事情特别感兴趣，我来自伊斯坦布尔，那里有很多的清真寺。它们也有他们的区域。我比较好奇你是怎么处理他们的，还是你就避开他们自己做自己的？

答：我们发现的问题是，在你和当地的教堂打交道之前，你完全不知道这种有着势力范围的教堂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个社区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教堂，而且他们非常看重这个。这种“只要不是我的教堂就不是我的事情”的想法让我很警惕。而且在这里政教是不分的——你去任何一个政府的或者社区的活动，第一件事就是用三种语言做祷告，而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我们总是要面对如何平衡和处理不同教堂的牧师之间关系的问题。

比如有两个互看不顺眼的牧师，我们要考虑如何在请这位牧师来活动的情况下不惹恼另一位牧师。我们可能让两个人分开两天来，可能在这个牧师看不到的时候我们去帮助另外一个教堂的人。我们就是这样推进工作的。处理人际关系可能比实际上建一些什么东西还要难。

问：我相信在你去演讲的地方，人们都会对你的叙事非常感兴趣——创造性的空间营造，社区行动主义，你还能把这些事情都做成。但我更感兴趣的地方是：在我眼中的人类学的实践，和你作为一个设计者创造创新这种更高层次的抽象之间的摩擦。

这让我联想到摩洛哥的法国殖民者，他们做得并不是很好——因为你也并不是来自Opa-locka，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你是空降在那里的，你让你自己去适应那里的环境，然后工作，开始去重新设计那里。这就像法国人来到北非，他们奉行的这种去干涉所有地方、但什么都不改变的想法。非常难以置信。然后我在你这里感觉到了一些他们的东西。你尊重这种阿拉伯式的建筑，但是你还是做了街上的这些改变。

你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吗？作为设计师，你是怎么让它们共处的——这种想要去增加一点什么更加抽象的更加现代的的欲望，还有你做的人类学的研究是怎样最后转变成你的设计的？

答：坦白地讲，这非常难。其一是因为，我发现，这个社区有一个“让所有事情保持‘正常’、保持自己熟悉的样子”的愿望，对于所有改变，他们都会马上产生一种抵抗的情绪，因为“改变”就意味着他们会离开这里，或者这个地方可能再也不属于他们。所以我们总需要解释说：我们只是改变建筑，我们不是要让他们失去身份或者特征。

我的工作就是要协调社区的个性和设计，这非常难，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建筑上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很酷炫的形式，但实际建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方盒子，但可能正是这个方盒子的功能，或者功能的多样性，是吸引顾客的——这是我做出各种决定的依据。

还有一件我会告诉人们的事情是“士绅化”，我就是那个从外面来促成“士绅化”的人——因为我并不来自这个社区，我们并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事实上是我带来了这些愿景。有时人们能够接受它们，一旦人们接受了，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我允许这些改变发生，我的社区的确可能变得更好。我不断地在“现在有的”和“未来可以有的”之间抗争。有些时候我赢了，项目就可以落成。很多时候艺术也能帮我协调这两个方面。

问（系主任Monica）：我觉得建筑师的本质就是会让我们成为外来人，特别我还认为文化总是相对的。我不相信你说的他们不喜欢改变——实际上没有人“愿意”改变，但是每个人都“想”改变；如果他们不想改变，根本不会有400多个人跑来参加活动，对吧。表面上人们不想改变，然而最后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都希望能够控制事情的变化。

还有，你认为士绅化不可避免；我认为你在这里说的“士绅化”和开发商说的“士绅化”是不一样的。

答：是的，他们是不一样的。

问：我希望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其中的差别。

答：我认为士绅化不可避免，但可以是更缓和和更负责任的——我们在Opa-locka所做的就是“尽我们所能地负责”。首先，我们会去教育所有那些愿意了解自己的社区里在发生什么的人。比如我们要编新的用地规范？你希望这里面有什么？哦，你不明白这些术语是什么意思，那下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准备你们听得懂的解释，来告诉你什么正在发生。一旦我们进行到这个地步，你有什么建议？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总是会提议一些这里的人不需要的东西。比如咖啡馆，但最后我们发现这里的人不喝咖啡，那咖啡馆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发现有很多骑自行车的人，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自行车店。所以这里需要有这样一个了解社区的过程，然后把了解的知识用起来，而不是一开始就假设自己比这些居民懂得多。这要求我们收起自我——这是建筑师不喜欢干的一件事。但我们必须要忍住，意识到到这是为了使用者的福祉，即便这意味着有些时候我们想要的那些“设计”可能会没法实现。

问：那Opa-locka是怎么考虑房产税* 的？因为最终比起有人来收购，这才是很多人不得不离开的原因。

* 拓展阅读：房产税的实质，罗雨翔（公众号：不成熟研究）

答：现在有在讨论，但是考虑到市长任期的问题，他们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了十一月的选举之后。我之前提到，亚马逊正在这里建一个新的设施，这个设施可能创造上万的工作岗位。而当开发商和城市达成协议的时候并没有和规划委员会讨论，导致的结果就是市政府没有办法从中得到任何的收入；此外，也没有任何协议规定这些工作岗位的任何比例要由Opa-locka的人来担当。

所以未来可能出现这么一大群人：他们不住在这里，开着车来上班，然后下班就离开。我们希望新市长上任之后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因为在亚马逊之后，别的公司也会开始关注这里，因为有很多空地。所以我们要确保这样的开发能使社区本身、而不只是开发商受益。

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的讨论，开发商把士绅化看作是一种让低价地产迅速升值然后获利的快捷手段。而我们想的是，现在这些地是很便宜，我们怎么样能让这些地回到社区手中，使他们有能力让社区变得更好。Opa-locka最初规划的时候，如果你是白人，你就能获得50X90英尺（15X27米）的一块地；如果你是黑人，你就只能获得一半的大小。这里早有这种系统性的障碍设置在这里了，而我们现在正是不断地试图打破它们。

我们最终能够改变，因为毕竟他们连总体规划都没有改动过，而这规划已经比我的年纪还大了。这是一场奇怪的战斗，我们看上去在向正确的方向走，我希望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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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原址：https://vimeo.com/291493494

文中使用的图片来自讲座视频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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